宇汝松   1966年生，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服岭南，尚处瓯雒部落联盟的越南成为秦之象郡。公元前207年，亡秦将领赵佗据势割据为南越王，象郡成为南越国的交趾、九真二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越南故地被分设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自此至968年丁部领建国“大瞿越”，越南始终以隶属北方中国的郡县形式而存在，此谓越南历史的“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
       崇尚巫鬼的符篆道教与越南本土信仰极为契合，越人自古就有信尚鬼神的习俗。《史记·封禅书》日：“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安南志原》卷二日：“交趾旧俗，信尚鬼神，淫祠最多。人有灾患，跳巫走觋，无所不至。信其所说，并皆允从。”①道教本是在巫鬼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王家柘认为：“张陵继承了巴蜀的妖巫鬼道，又革新之；于是巴人的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由巫鬼曜升为神仙，成为道教的主干。”②
       道教与越人原始信仰的契合为道教南传越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中国政治机制在越南的有效建立，加之崇道循吏及高道术士的大力弘扬，初创不久的道教便南传越南。

       汉末道教初传越南除了上层路线外，还有广泛的民间渠道。道教创建之初在中原发展并不顺利。张角领导的准军事化之太平道，在184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失败后，遭到了彻底剿灭；五斗米道亦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被招降后分散肢解；神仙道士或以“妖妄”而惨遭诛杀，或“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④总之，整个道教在当时的发展跌人了历史低谷而日渐边缘化。加之汉末中原战乱连年，唯独远离政治中心的交州偏
安无扰，因此许多北方神仙道士南下避乱交州。
      牟子曾以其亲身经历记录了这一概况：“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指出，不仅当时越南本地人对南下神仙道士所传的道教“多有学者”，而且对道教义理法术和神书典籍，如“王乔、赤松八仙之篆，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⑤，都颇为关注。此即表明，“在汉末原始道教创立后不久，神仙方术及神书(即《太平经》)、仙篆就已传到了交趾。”⑥道教初传越南已始见成效。

       二、六朝期间道教入越的历史发展
       六朝期间主要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三国至南北朝时段。受张津政教合一、崇道助化思想的影响，此间镇守交趾的循吏大多善结道缘，一些饱学高道及道医术士亦亲临交州弘道布教，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初具规模的民间道团组织的出现堪称是此间道教南传越南最为明显而又直接的发展成果。

        (一)坐镇循吏的涉道史话

       士燮(137_226)是继张津之后的交州太守。汉末三国时期，中原纷乱，民不聊生，而交州在士燮家族几代人的经营下，独能疆场无事，“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⑦，其中不乏著名的奉道世家和道医术士。

       慕道仁厚，性好玄谈的许靖(约149—222)曾避难交州，为士燮“厚加敬待”。《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日：“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靖身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既至交陆，交陆太守士燮厚加敬待。……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陶弘景将其列人道教信徒的世系之中。《真诰·翼真检·真胄世谱》注日：“蜀司徒许靖，字文休，是长史六世族祖。”①长史即东晋时期道教上清派第三代宗师许谧(又名许长史)，许氏是六朝时期著名的士族和奉道世家。
     道医董奉游历交州时，曾以符水仙药使士燮起死回生，士燮亦因此与董奉交往甚密、深结道缘。葛洪《神仙传》日：
     董奉者，字君异，侯官县人也。……杜(士)燮又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异时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药内死人口中，令人举死人头摇而消之，食顷，燮开目动手足，颜色渐还，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后四日，乃能语。……燮既活，乃以君异起高楼于中庭。君异不饮食，唯啖脯枣，多少饮酒，一日三为君异设之。②
作为坐镇交州数十年、颇具郡望的太守，士燮交游高道，受用仙术，善结道缘，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在交州的传播。交州当地人后来亦把士燮视为“士王”和“神仙”而立庙事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士王纪》日：“王器体宽厚，谦虚下士，国人爱之，皆呼日王。”“世传王既葬之后，至晋末凡百六十余年，林邑人人寇，掘发王冢，见其体面如生，大惧，乃复封瘗。土人以为神，立庙事之，号士王仙。盖其英气不朽，所以能为神也。”③
     吴晋时期，陶氏家族曾数世担任交州刺史。《晋书·陶璜传》说：“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陶璜之子陶威亦被州人迎为刺史，陶威的弟弟陶淑、儿子陶绥也都担任过交州刺史。《陶璜传》说：“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陶氏乃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的先祖，亦为六朝时期名声显赫的奉道世家。《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说：陶弘景“七世祖溶，交州刺史璜之弟。”④陈寅恪认为，六朝期间的士大夫表面上儒道兼宗，而其世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却是道教。陶氏家族世代乐守交州，主要与其世家内在的道教情怀有关，因为交州富产丹砂仙药，以及邻近滨海，宜为道教徒炼养和仙居。⑤
     东晋末年，交州刺史杜慧度(373_423)崇尚老庄道学，颇具道者风范。《宋书·杜慧度传》日：“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杜慧度崇道尚朴之雅趣一方面缘于六朝时期中原玄风对交州的影响，同时，作为一州之长，其崇道思想和风范亦必然会对州治时风产生重要的影响。黎正甫指出：“六朝中原风俗奢靡，文尚绮丽，交州士人也富于词藻，工于文章，而老庄之思想，清谈之风，也皆传人。……慧度交趾人，身为刺史，为一方之师表，而崇好老庄，求自然简朴之生活，其思想走入玄虚，盖受南朝玄学之影响，非儒家之风度。由其一人可以类推，普通士子，必更随风而靡矣。”⑥总之，崇道循吏的广结道缘、道风扇起，对道教南传越南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高道术士的弘道活动

      三国时，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虞翻曾在交州广收门徒，训注、讲学《老子》十余年。虞翻(164_233)，会稽余姚人，日南太守虞歆之子，“知医术”、“善治《易》”。其所治《易》善于利用道教丹经《周易参同契》的纳甲说、消息卦注解《易》理，形成了独异的道教风格。潘雨廷指出：

     虞翻重视《参同契》中所发展的纳甲说及消息卦，用以注易，作为虞氏易组成部分之一。虞翻的易著，曾上呈献帝，且以示孔融，时约当建安十年(205)。上易表时有言：“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皆臣受命应当知经。”此所谓“尽吞三爻”及“易道在天，三爻足矣”之义，即指《参同契》中的纳甲。可见虞氏易与道教有密切关系。①

虞氏治《易》被赞为“东南之美者”，其易占祸福能“与神合契”，可见虞氏道术功法的不同寻常，以致孙权将其比作东方朔。历史上的东方朔亦主要因为其睿智和神异而常被神话为道教的神仙。李白曾赋诗云：“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②

      东晋葛洪(283-343)出生于丹道世家，其从祖葛玄曾是三国时著名的炼丹术士。葛洪自幼十分喜好丹道仙学，其道术主要师承葛玄弟子郑隐，同时亦受其“博究仙道”的岳父鲍玄影响。葛洪因早年平贼旧功，50岁左右再被举荐大任。但葛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以炼丹服食
以延寿，听闻交趾富产丹砂而贱求苟漏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说：苟漏位于“宁平省安庆县地区和南定省丰盈县、义县。晋时，道家葛洪闻交耻有丹(丹沙用以炼仙丹)，求补苟漏县令。在现今安谟地区，过去称为九真山的石山中有许多山洞，其中著名的如蝙蝠洞、徐试洞，葛洪确有可能想来这里找地方炼丹。”③
     陈国符认为：葛洪“光熙元年(306年，24岁)，往广州，遂停南土，当由日南(即今越南之顺化一带)往扶南(扶南国即今柬埔寨与越南极南部分)(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砂之国，附于《太清金液神丹经》之后。)后返里。”④陈说肯定了葛洪造访越南，且是在24岁左右。但从该经所附葛洪的自述来看，此说与史稍有不符。《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载《抱朴子序述》日：

在此序述中，葛洪讲述自己年少就有游外学道的志向，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此即葛洪所言的“宿情”。葛洪之所以要远赴苟漏贱任“小县之爵”，主要因为当地“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无求不有”，其赴任苟漏令当是在他“年已及西”，“顾死将切近”之时，而不是陈说的24岁之时。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服食丹液延年遐寿、“荏苒止足”，“永辞坟柏”。
      作为东晋著名的道士、道医兼道教学者，葛洪在赴任越南期间，一方面通过亲身搜访和实地考辨，详细记载了当地富产的仙丹灵药，并对它们“混杂无亲，妙物不显”的乱象，进行了“眼校”，使其良莠可辨，症药分明。从而为丹道、医道等“将来君子，各搜德业，不以管穴别
意，有所导引也。”①冯汉镛指出：

①王卡：《越南访道研究报告》，《中国道教》，1998年第2期。
②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131页。
③《全唐文》，第5册，第4461页。
④韦凡州：《越南人信仰中的中越共同神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页。
⑤[越]阮志坚：《越南的传统文化与民俗》，郑筱筠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