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毛泽东在论及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时,虽然强调必须坚持法律的阶级性,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应予以严惩,但他也同时指出,对于那些国民党的普通人员或者一般的地主富农及犯罪较轻的人,不能乱杀或者使用肉刑。[2]1307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此时所坚持的法律阶级性与他此前的观点有了一些细微的不同,他已经开始注意到要区别对待,不能不加区别地全面打击。 1949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法律的阶级性问题做了集中而系统的论述。 他首先对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做了分析,指出中国现阶段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要对反动派实行专政? 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2]1475 -1476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任务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与此同时,“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2]1476。 毛泽东同时指出,在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同时,在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对待人民,要实行“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不过,“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2]1476
      (三)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极其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是,毛泽东在重视法律阶级性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唯阶级性至上,他也注意到了法律的平等性。 不过,这种法律的平等,经历了一个由阶级内部向阶级外部过渡的历程。

      毛泽东早期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对于农民运动的激烈作法,始终持赞扬态度,甚至在十几年后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还特别予以肯定:“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3]379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毛泽东主持下于 1931年在江西瑞金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基本任务是彻底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这体现了极其鲜明的阶级性特征。 这时提到的平等还严格限定在阶级内部。

      此后,毛泽东在论及法律的阶级性时,仍然强调阶级内部的平等,尤其是阶级内部普通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平等。 延安时期的黄克功案件就是一个例证。 黄克功少年时就加入了红军,曾经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当时在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 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于 1937 年 10 月开枪把刘茜打死。 经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毛泽东在写给时任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到:“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3]39

       (一)法律是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工具
早在 1912 年,年轻的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就勤于思考,写下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其中提到:“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 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1]1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法律归根结底是为人民百姓谋幸福的工具。 法律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它就能造福人民,人民也必将竭尽全力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法律的执行;反之,如果法律不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这样的法律不仅无法造福人民,而且会危害人民利益,人民因而也会尽全力阻碍法律的施行。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生,毛泽东深受启发,“五四运动”也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开始对原来所接触的西方“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价值至上”等思想观念逐渐摒弃,转而研究与思考人民群众与历史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 他于 1919 年指出,在国家、人类和社会的变革问题上,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338 通过“民众的小联合”[1]377,“民众的大联合”可以最终“得成功”[1]389 -394。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他早年的革命活动当中得到了具体实践,这在毛泽东积极主张并参与的驱逐张敬尧的活动中体现尤为明显。 此后,在 1920 年 6 月份驱逐张敬尧运动成功后,毛泽东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制定“湖南宪法”等主张。① 在这些主张中,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当家做主,摆脱军阀和官僚的控制,自觉过问国家大事。在他看来,“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 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1]520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还将这种思想贯穿于法律实践当中。 比如,1930 年闽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通过的《保护妇女青年条例》和《婚姻法》、1933 年 12 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及 1934 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中就废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包办、买卖和强迫婚姻制度,严禁一夫多妻和童养媳,建立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婚姻自由为原则的新婚姻制度。[5]

       (二)法律的制定应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毛泽东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人民” 和“群众” 这些字眼出现频率极高,“人民万岁”也是他非常钟爱的口号,这体现了他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和情感。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它由个体组成,代表历史进步的政治和群体力量。 人民虽由个体组成,不过个体却并不能代表人民。 毛泽东在 1949 年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作了清晰界定:“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1475
      此后,在 1957 年,毛泽东又进一步对人民这个概念进行了历史分析,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4]205
      在法律方面,毛泽东强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而为了实现维护人民利益这一目标,必须首先从法律的制定着手。 毛泽东坚持法律必须由人民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4]197人民则完全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法律的内容:“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1]519 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6]1057 不过,应当明确的是,法律制定过程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法律的人民性,而共产党则必须牢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6]1094

       (三)必须通过法律来努力实现人民民主

       毛泽东法律思想中的人民性是与民主密切关联的。 毛泽东在 1954 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7]326 宪法是总章程,“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7]328

       论及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不得不首先提到 1945 年 7 月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著名对话。

       当时,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表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此,黄炎培 评 论 道: “把 民 主 来 打 破 这 个 周 期 率, 怕 是 有 效的。”[8]148 - 149上述对话被誉为历史上有名的“窑洞对”。 它深刻揭示了民主才是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新路,更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从 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约法六条”,1951 年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开展“三反”“五反”,可以说都是毛泽东为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所做的探索。[9]
      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在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先后制定了各项法律法规,对此予以规定。 宪法性文件有:1931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毛泽东说:“关于人民权利。 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17]768在这些人民权利中,他还特别提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
由。”[6]10701949 年 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自由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人民民主充满自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4]207
      尽管宪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了如此详细的规定[4]208,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4]209他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同时,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仔细观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毛泽东非常强调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但始终坚持集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要求干部和人民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具体内容当中,政治权利摆在突出地位。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始终对人民的政治权利给予更多关注。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因为毛泽东始终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三、毛泽东论法律的继承与创新
       法律的继承是指对原有法律传统中合理部分的借鉴与接续,而法律的创新则是指建立适合于当前社会需要的法律观念体系和法律体制。 法律的继承并非照搬照抄,它是合理的取舍;法律的创新并非抛弃原有法律传统另起炉灶,而是对原有法律传统中合理的部分进一步发扬光大。 这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辩证关系,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发展,两者紧密联系,既对立又统一。
      (一)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法律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在毛泽东看来,法律的继承应该是以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历史条件为基础,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法律中积极合理的因素。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0]77 - 78
      第一个方面是吸收借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法律思想。 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博大精深,他的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三民主义,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法治,提出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的学说,强调主权在民、保障人权及其他自由权。 孙中山先生的法律思想是在融合中国和西方各种法律传统和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是近代法律思想的宝贵遗产。 孙中山的这些法律思想中的精髓也为毛泽东所吸收。 毛泽东曾说:“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6]1056孙中山的法律思想中包含着非常深的人民性,这一点尤其为毛泽东所重视,并且在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