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赘
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后，便借助官方力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一系列“制度化”①的提升，儒学被奉为社会伦常秩序之正统，并以其独特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对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学说，儒学除依靠自上而下的官方传播渠道外，在民间也拥有坚实深厚的社会基础②。从源头上说，儒学的产生植根于农耕文明土壤，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天然亲近的关系；从内容上说，儒学在其诞生之初即具有弘扬人道、注重民本的价值倾向；从传播上说，儒学必须借助制度化和生活化的双重路径，才能成为民众共同的价值取向。可见，儒家文化与孕育于民间、创造于生活的“非遗”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基础。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也对各自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儒家思想渗透在不同的“非遗”项目之中，成为其文化价值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非遗”作为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重要载体，使其能够以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方式生动地展现出来，从而将“百姓日用即道”③的理念落在实处。
实施道德教化是传统儒家的重要职能，孔子时即已明确表达了“富而教之”①的政治文化理想。汉代之后，儒家在全社会范围推行教化，传承于民众Et常生活之中的“非遗”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凭借其广泛的辐射效应而成为儒家在民间实施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
第一，倡导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观念。“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孝”本于自然血缘亲情的“亲亲之爱”而被视为“仁者爱人”的可靠依据，由此成为诸德之首、立身之本。同时，儒家还大力弘扬孝道的社会政治意义，通过“孝治”思想的贯彻实践，将宣扬下辈对上辈敬爱之情的“孝”，与下级对上级敬顺服从的“忠”对应起来。如清明本为祭祖而设，其中寄托着慎终追远之情，集中弘扬了儒家的孝道观念。而有“水上清明节”之称的“非遗”项目“溱潼会船”，以清明前后的水上竞技、文艺表演为表现形式，其文化背景可追溯到岳飞抗金之时，是百姓为祭祀阵亡将士而形成的特色民俗，在弘扬孝道的同时充分彰显了民众对忠义之士的爱戴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而在其流传过程中附会形成的朱元璋寻祖坟、神童关抗倭说则更加强化了这种色彩，从中可见儒家忠孝观念的浸润渗透及其价值变迁。
第二，彰显惩恶扬善的儒家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倾向，引导主体提高道德修养，发掘扩充自身善端而达到至善境界。佛道兴起后，导人向善成为儒家与二者的融合基础和共同目标，并共蕴于“非遗”之中。如流传甚广的白蛇传故事，以白蛇与许仙的爱情为主线展开，其中，白蛇为报许仙之恩而与其结为夫妻，融汇了佛教业报观念与儒家道德情感；白、青二蛇与法海斗法而水漫金山，青蛇轰倒雷峰塔救出自蛇等经典情节，则生动诠释了弘扬善举、反对邪恶的正义精神；而白蛇修炼成人后展示出善良贤淑、坚贞不屈的品格，正是传统儒家理想女性的形象化身。此外，流传至今的靖江宝卷、徐州琴书等“非遗”项目中，也包含大量倡导人情伦理、社会公德的题材，通过口耳相传、方言说唱的形式，宣扬礼仪秩序、家庭和睦、互助友爱等内容，以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式劝人行善。
第三，横向输出，构筑儒家特色文化圈。2005年11月，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报世界级“非遗”项目，由此引发国人对韩国抢注中国文化遗产的批评和保护传统节庆文化的呼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都有一些民俗风尚、器具实物与我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而这正是儒家文化辐射蔓衍的实证。结合史实来看，直至明清时期，中华文明与周边国家相比仍然较为发达，通过官方外交、贸易往来、文化教育等手段，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艺，也把儒家的文化理念传扬开去，并与当地文化融会贯通而流传民间。如韩国江陵端午祭与我国端午节同取驱邪祈福之意，但却并未因袭插菖蒲、饮雄黄、赛龙舟、祭屈原等形式，而是糅合当地巫术祭祀的传统送神驱鬼。再如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产品传人日本后，以其关注民生的题材和儒雅清秀的色彩对日本浮世绘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的说来，当前在“非遗”传承保护中，除着力提升其经济价值外，更应特别关注其附着的文化价值。“非遗”的传承极为依赖其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此乃民众创新智慧之源泉，而这在现代社会却常被忽视。如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现已通过速冻技术走人平常家庭，但在实现经济利润的同时，对其本身传递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人文理念却疏于弘扬，而究其衰落的深层原因则要归于传统年昧的淡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大众认同的流失。可见，从整体上复兴优秀传统文化、重构儒家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中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也启示我们要重视建立主流文化的民间传播机制，构筑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文化空间，并在其中发展“非遗”的现代形式，为“非遗”的传承保护注入动力、激发活力，从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交融，以文化“中国梦”重构国人的精神家园。
第三，推崇往圣先贤的儒家理想人格。圣贤人格是儒家文化推崇追求的人格范型，集中体现其思想特征和价值标准。儒家通过“非遗”寄托对往圣先贤的钦慕缅怀，以此树立现实社会的道德楷模，并形成人格养成的激励因素。如苏州端午习俗，其以纪念吴国名将伍子胥为渊源，进而表达对泰伯、仲雍等吴地先贤的崇拜敬仰，也于其中推崇泰伯礼让天下的至德境界。
第一，善待万物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很早就以农立国，基于农业生产特征以及人类生存需要而自
发产生了与自然万物和平共处的亲近之情。先秦儒家倡导以仁爱精神关照万物，表现出顺物爱物的深厚情谊；宋明儒家更以“民胞物与”的恢弘气度，推崇天、地、人“三才”的浑然一体。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这种思想境界表现为深谙物性、善循器质的精巧技艺，以及天然与实用的完美结合。如明式家具俊逸文雅、富有韵味，其在制作技艺上注重突出木质的自然之美，特别是精妙的榫卯工艺，完全遵循木质自身结构丙浑然天成；在设计理念上不仅充分考虑人体特征而讲求实用，而且注重以器物之功助人养成守礼之风；其座椅设计利于保持良好坐姿，细节之处体现儒家风范。
第二，趋吉避凶的行为取向。上古时期，出于对自然认知的缺乏和由此导致的恐惧，先民对神界极为虔敬并致巫觋之风盛行，吉祥福瑞被视为神灵启示，凡事必经卜筮得吉之后方可执行。其后虽有儒家弘扬人道、悬置鬼神，但趋吉祈福却深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倾向，实际上反映出维系天人和谐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特征因汉儒推行“天人感应”丽强化，在“非遗”产品中亦多有体现。如云锦的图案纹样大多选择吉祥之物，鱼纹、牡丹象征丰润富贵，蝙蝠、如意象征福泽祥瑞，葫芦、石榴象征和谐幸福等。再如惠山泥人多以喜庆题材为主，其典型形象“大阿福”直接传递了民间辟邪纳福的美好愿望。而这些福瑞题材，同样也为蓝布印花、剪纸艺术等众多“非遗”项目所采用。
第三，推崇尚和的审美特质。“和”的观念植根于农耕经济土壤，原始先民在对生产、生活经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声音、五味等协调和谐的美好状态。其后，儒家以“致中和”①彰显无所偏倚、恰到好处的审美情趣，又以“和为贵”②突出主体与自然、社会、自身圆融的终极追求。在“非遗”项目中，金坛封缸酒、镇江香醋酿造技艺等均为充分运用“和实生物”之理的纯天然绿色工艺，而江都传统金银细工技艺则讲究雅俗兼备、刚柔并济，展示出中国古代艺术的中和之美。
第一，藏礼于器，有助礼乐教化。虽然“非遗”保护对象包括器具实物，但其毕竟不同于物质遗产，应该超越其表面样态而更加关注内涵。不少“非遗”项目的文化价值正在于融入了儒家礼仪训教，而将严密庄重的典章制度和秩序规范转化为随手可及的实用器物，形成绘制华夏礼乐文明画卷的亮丽色彩。如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的巅峰之作，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礼教元素，仅椅凳就有龙椅、交椅、太师椅、圈椅、官帽椅、凳子、坐墩的等次之分③，此外无论床榻、柜架，抑或桌案、屏风，都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以实现其礼制功能。而众多汇聚地方特色的丝竹音乐，则与官方乐教一起浸润人心，雅俗共赏、相映成趣。
第二，举家同庆，营造温情氛围。作为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有助于社会和谐。因此，儒家将仁爱之心立于血缘亲情，在建构家庭伦理秩序的同时，也重视维系温馨和乐的家庭氛围。这成为不少节日民俗的核心旨趣，祈祥纳福的个体愿望由此扩展成为喜乐欢庆的家庭聚会，并于其中深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如上元灯彩是我国多地流行的民俗盛会，而以秦淮灯会最为著名。虽然各地灯彩技艺各具特色，但其文化意义却有共通之处。灯会举行的正月十五居于传统春节节期之末，既是共庆人月两团圆，亦祝愿来年家中人人安康、幸福美满。而“灯彩”与“丁财”相通，意指人丁兴旺、富贵吉祥，门上张灯结彩则为祈愿日子红火、家宅平安。此外，观灯一般也是举家同游的聚会，充分享受辛勤劳作一年后难得相聚的温情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