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２．哈佛大学，美国 马萨诸塞州；３．西安交通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经历了两千多年但还极有生命力的儒家核心价值，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大家在聆听科学界最前沿思想的同时，也关注中华文明的特色以及她的未来走向，这更加难得。 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４ 届世界哲学大会要在北京召开，主题是“学做人”（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Ｈｕｍａｎ），正式的中文翻译是“学以成人”。２０１５ 年，国际哲学学院年会也已经在北京召开了，主题是“人的维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我认为，哲学界重视人的课题是回应了一般所谓的“轴心时代”，也就是德国学者 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 所说的在公元前 ６００ 到 １０００ 年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很多先知、大师、大德如孔子、释迦牟尼、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在希腊、希伯来、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的先哲特别是孔子，就已经在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当前，人类面临着存活的问题，这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何为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思考何为中国人、何为日本人、何为欧洲人的问题。我今天的讲题，是希望能够走出世俗的人文主义，希望能够突破钱和权宰制一切的韦伯所谓的“铁笼”，重新建构一个“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的价值和人文是分不开的。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能不思考“如何做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如何做人”的自觉。所谓“每一个人”是包括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普世的观点。 一、“学以成人” 儒家传统是深含地方色彩又一直不断地走向世界的一种文明。她源于曲阜，但是在曲阜时，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传统，是周公甚至以前的尧舜禹汤文武的传统，这不完全是传说。那个伟大的传统在曲阜又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成为中原思想的主要流派，影响了精英，通过相当长的时间也影响了一般的老百姓，不仅在中国，后来在越南、在韩国、在日本也发生了影响。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地区叫“儒教文化圈”，儒家的学术的文化圈。当然，这个文化圈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所以儒家不是一枝独秀。这一点，我希望不要引起误解。另外，不管文化中国的圈子扩到多大，到今天也不能独占整个儒家文化传统，因为儒家文化也是日本的，也是越南的，也是韩国的。 过去三十年，“亚洲价值”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当时提出所谓“亚洲价值”的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地区，如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南韩、台 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文化里面，儒家的因素含有非常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而这些价值，也就是“仁”“义”“礼”“智”“信”，都是普世价值，不只是中国人或者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的价值，也应该是美国人、俄罗斯人、非洲人的价值。这些价值可以和西方从启蒙运动后发展出来的一般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对话，可以进行讨论，甚至可以进行抗争。 西方从启蒙运动以后所发展出来的凡俗人文主义（ｓｅｃｕｌａｒ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的那些价值，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自由”“理性”“法治”“等”“人权”“人的尊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普世价值和西方这些普世价值可以有对话的空间，这在思想、哲学、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可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没有同情的理性，会成为一种冷酷的计算，也就是算计，它有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但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的自由一定会变成自私自利，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自由的观念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正义”在很多方面可能同等重要或者更重要。没有“礼”，没有文化传统中做人的道理和规则，法律会成为无情的控制，这个在孔子的思想里面非常明显，就是“德”和“刑”之间的关系。没有责任的权利，会成为一种掠夺的借口。我有权利做这个，但我没有责任。譬如说在金融风暴中，一些极有创造力、极有能量的企业家成为亿万富豪，他认为这是他赚钱的权利，不必没有任何责任心，这种贫富不均到现在造成那么大的困难和他们只拼命发挥自己的权利而不注重责任是有关系的。没有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尊严会成为孤立无援。一个人如果只是一个原子的个人，没有整个社会在支撑，那他就很难站立起来。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只从这一方面来想。反过来想，同情而没有理性，很可能成为一种溺爱，成为小团体自己内部的一种精神的交流，对外很可能是有矛盾冲突。如果只讲正义，却没有自由，那这个正义很可能变成强制。如果我们只讲礼、讲人治而不讲法，那绝对不行。法绝对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要求，它的客观性、独立性必须保存，否则连市场经济也没办法发展。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没有权利，那会成为一种迫压。如果没有个人的尊严，社会可能同质化，而不是一个各种不同的价值、不同的观点能同时并存的和谐状态。 也就是说，核心价值之间是有张力、有冲突、甚至有矛盾的。所以，西方在处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上面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美国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今天一直突出自由，但是平等出了太大的问题，现在也不能不向平等倾斜。关于人权的运动、关于民权的运动都是一样。另外，中国传统价值中的“仁”和“礼”之间也是有张力、有矛盾的。有些人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价值是“礼”，有些学者，我想大多数的中国学者都坚持“仁”是更高的价值。这个可以讨论，也有各种不同的争议。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回避所谓“亚洲价值”的问题，不必回避西方价值和欧美价值，我们应该回避什么呢？我们要回避只认为西方价值、欧美价值才是普世价值的想法。假如我们也能够充分地理解，而且能在实际上证实儒家的价值、仁义礼智信的价值、来自其他文明的那些价值也是普世价值，那普世价值之间的文明对话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层次上，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开发，也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路。儒家本身有一种特色，我认为她是一个学习的文明。《论语》里面第一个字，“学”，“学而时习之”。孔子说他 “好学”，所以从曲阜到中原，到东亚，走向世界，这就是“学而时习之”的结果。没有学习，也就没有儒家。所以，儒家在这方面是一个对话的、沟通的、参与的，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文明；是尊重他人、也是自尊自重的；是广结善缘同时也是独立自主的。如果单单的说教，是完全违背儒家传统的，也就是“往教，非礼也”，“礼”是“来学”，“往教”是“非礼”。因此，我认为，儒家是开放的、变动不居的，一直在向前推进，但同时有它的核心价值，它的思想结构中有非常严谨的逻辑，不是数学意义的逻辑，而是在生活的实践和在人与人交往中间的一种逻辑性和合理性。 二、“何为人” “何为人”，是当今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在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都在追求人类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高的理念。上帝的出现，希腊“逻各斯”的出现，印度的“梵天”的出现，中国的“天”和“道”观念的出现，都是在追求一个最终极的价值。以前很多西方的学者认为，轴心文明的一个特色就是超越的突破，就是突破了人伦日用之间的凡俗世界，而向往一种最高、最上、最有价值的超越。在这个观念下，曾经对儒家作了一个评断，认为儒家没有和之前的传统决裂，没有创造一个完全超越的外在的价值，它还是比较保守的，还是继承了周代、商代、夏代，以及再往前推的整个传统。“天”这个观念的出现不是完全超越外在的，“道”的观念也不是，它没有西方的那种超越而外在的真正实体，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缺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也就是说，你没有创造一个超越外在的实体，但你是不是有一种最高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的追求？孔子是不是在反省什么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如何做人？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有没有跟西方、跟希腊、跟希伯来、跟印度一样强烈的精神性探求？是不是完全保守地接受了俗世存在的价值？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提出关于“仁”的这个观念。 大家都非常熟悉，“仁”的这个观念确实是和孔子无法分开的。在孔子之前，我们现在认为的一些重要的儒家观念如“德”、“敬”、“礼”、“和”都已经出现。 “仁”的观念也出现了，但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观念，表示很美好的意思。只有到了孔子和他弟子的对话，大家才发现“仁”的内容非常复杂，它的向度很多，很 难掌握。很多人说，《论语》是没有系统的，它只是一种普通的道德说教，并没有很深刻的道理。黑格尔看了《论语》以后大失所望，认为一点冥想的、思辨的内容都没有。现在学术界对《论语》的看法当然有很大的变化。 一个内容非常丰富，价值的层级非常多的东西，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述，不必限定在推理的或者建构逻辑系统的方式上。所以对孔子的“仁”的问题 的思考很难切入。孔子说“仁者爱人”，有时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对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又有“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很多的表述。“仁”字在《论语》中出现大概有 １０９ 次，很多与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价值似乎不是很相关，比如说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我想，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孔子的弟子中间，颜回是最重要的？颜回既不富，又不贵，还不幸早死。福禄寿喜，基本上除了喜以外全没有。可是他非常快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一无所有、一无所成的人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呢？而且不仅是孔子这样以为，连孔子所有的弟子也都接受，到后来连追随孔子的中国思想界那么多突出的人物也都没有反对过这个观点。为什么？颜回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假如在客观世界里我们所有的价值，钱啊权啊各方面价值都没有，那他到底有什么？后来有很多的学者问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的学者叫做“孔颜乐处”。他又这样贫又这样贱，他的乐趣是怎么来的？颜回的所乐是什么？孔子对他作了最高的评价，就是“三月不违仁”。三个月，他没有违反了“仁”，其他的弟子“日月至焉而已”，像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不到。那他这由衷的喜悦到底是什么？我的想法也许过分大胆，但是我认为，“仁”他得到了，使他解脱了，这是他的最内在、最核心、最长远也最不可能被任何人剥夺的一种自由的喜悦。而且，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颜回都能做到，那么没有任何人可以将自己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够作为借口。 所以有一句话，我的解读和很多朋友不太同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很多人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仁，这绝对是君王或者圣贤才能够达到的，一般人不可能。我的想法是，每一个人能够归“仁”，天下“仁”就多一些。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的基础，一个人的仁德是所有人的仁德的基础。一个人的“仁”就是天下归仁的前提。这虽然只是孔子面向自己的学生说的，但应该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说。 当然，我们这个还可以探讨，还有很多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说，孔子有在企业界发展得极好的弟子，是子贡，现在很多人认为子贡应该是儒商之首。孔子心里面也知道子贡很有才华，不过孔子有一次问子贡，说你和颜回怎么样？子贡说，我是“闻一以知二”，颜回是“闻一以知十”，差得太远，智慧差得太远。孔子没有说他讲得对还是不对，只是说，我也不如他。孔子自己说的，“我不如他，我不如颜回。”这个使我非常受感动。什么东西不如他？孔子那时候有七十二贤，有三千弟子，不管在什么地方讲起来，他的影响力颜回哪里能够相比？孔子说的是颜回的内在资源，颜回内心里面所拥有的资源。 这在很多其它的文本里面，特别在《庄子》里面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在道，在求道，在儒家的最深刻的价值，它有独特的一面。那这个深刻的价值是什么呢？有一段话就是“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如果我们有为的话，我们应该这样做。这出自颜回，不是出自子贡，不是出自有世俗成就的人。这就是他的气，他气壮，曾子把这叫做大勇。大勇就是有承担，承担就是“仁”的承担。比如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毅”这两个字非常庄严，“不可以不弘毅”，因为人以“仁”为己任，仁就是把做人的“仁”摆在我的头上，是我要创造的，是我生活的目的。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现在最好不要有那么多任务，最好不要有那么多包袱，最好不要有那么多所谓的责任。这样才能心生愉快，这样我们才能够和朋友一起出去郊游，出去讨论问题。把“仁”的观念，如同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把仁整个压在自己头上，当然是重，“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个人，他一生的目的就是学做人，也就是完成自己的人格，也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在这方面讲，颜回比孔子的任何弟子更执着，更固执，更有勇气，更有承担。 这个观念，就是孔子的“仁者人也”。最突出、最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最高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这个观念的提出，使得儒家成为人文精神的一个源头 活水。对“仁”这个观念不能简单地进行定义，因为用定义的方法来分析“仁”所得到的结论，在哲学上面都不一定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你要打破一些成规，打破一些思考的框框，然后才能够进一步发展成更宽广的思维。所以“仁”有它的模糊性。模糊性有两种：一种情况就是你搞糊涂了，没把它弄清楚；另一种，是不把它简简单单的用定义化的方式说出来，这也是一种模糊，但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在《论语》里面，有时候把“仁”和“礼”在一起对比，有的时候“仁”和“智”在一起。不管是讲“仁、礼”、“仁、智”，这个“仁”字没有缺席，到了《中庸》里面就有所谓“三达德”，“智”“仁”“勇”，把“勇”的观念提出来。到了《孟子》的时候提出“四端”，就是“仁”“义”“礼”“智”。到了到了汉代，从《白虎通》开始的时候，“仁”“义”“礼”“智”“信”，就成为儒家的核心价值。郭店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五行”。“五行”，以前大家认为是金木水火土，但后来发现不对。庞朴先生讲的很清楚，“五行”就是五种德行，也就是“仁”“义”“礼”“智”“圣”。这样说来，“仁”的价值在孔子提出一直到汉代，它是没有缺位的，一直有它的丰富性，有它的内容。
甚至可以加这样一句，就是说，当时所提出来的儒家认为重要的价值，大概都可以和“仁”配套，而且都必须和“仁”配套，假如和“仁”没关系，它的价值会减少，或者变成一种非价值。“礼”，有很多学者认为跟“仁”一样的重要，有的认为可能比“仁”更重要。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礼云礼云”不是“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不是“钟鼓云乎哉”，后面还有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在内，那个当然就是仁。如果在一个丧礼上，一个人没学会鞠躬、叩头等等，没有按照礼俗做好，但他心里面有一种悲戚之感；另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圆熟完全合乎“礼”，却没有真情实感。在孔子看起来，那个有悲哀之情的更合乎“礼”。也就是说，有“仁”的“礼”就更合乎“礼”，没有“仁”的“礼”就变成形式主义；“义”如果完全没有“仁”的内涵，会变成比较尖刻；“勇”如果没有“仁”在里面滋润它，它就不是大勇，而是匹夫之勇；“智”如果完全没有“仁”的因素，也许就是小聪明；“信”就是小信小义。所以，“仁”滋润了各种不同的其它价值，其它的价值和它接触以后更丰富了。所以说，有“礼”而无“仁”是可能的，有“仁”而无“礼”是不可能的；有“勇”而无“仁”是可能的，匹夫之勇，但有“仁”而没“勇”是不可能的。在《论语》里面也有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那是不是说，“仁”的本应该是孝悌呢？我的解读很简单，“为仁”的“为”字，就是在推行“仁”的这个时候，要推行“仁”的这种感情，孝悌是起点，是最开始的，不应该离开孝悌，是向外推的。 三、“仁”的重要性 我现在要做一点思想上的飞跃，是讲在先秦的时候“仁”的重要性。颜回成为体现“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求仁得仁。“仁”本身是自由的，也是平等的，任 何一个人都可以。如果说得学术性一点，也就是说，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都可以在“仁”的这个价值里面表现出来。最低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人，假如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同情感、一点恻隐，那我们是不是人，还算人吗？就是最低的这个要求应该有。最高的体现呢，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你说我仁人，那不行，我没有资格。你说这个人是孝这个人是忠，这个人有很多其它的德行都可以，但说他是仁人那很难。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包含的价值非常多。那么，因为它包含的价值非常多，所以各种不同的价值都可以丰富“仁”的内容。所以“仁”的观念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孟子就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这不是学来的，这是定义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有同情感，有这个情，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可是有一个观念，在学理上面值得我们特别的重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金科玉律。恕道和“仁”也有密切关系。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科玉律，这当然会引起争议。因为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我认为好的、我要的我要给人家。最明显的，就 是我得到了福音，我一定要把我的福音跟人分享，我要把我的福音传给其他人，否则就是自私自利。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世界文明对话小组，一共有 １８ 个人参加。在这中间，德国的神学家孔汉思就特别提出来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应该是文明对话的基础。我当时和他商量，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像有意跟他作对一样。不过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学者也提出来这个观点。他说一位犹太的大师大德叫做希勒尔（Ｈｉｌｌｅｌ），比孔子晚了一千多年，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假如你就一只脚站在那儿回答我这个问题，所有犹太的义理、经典一句话来归约，你认为是什么？这位犹太的长者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他接着努力去读经典。所以这也是犹太的金科玉律。在人类文明对话的中间，哪一个更能够符合对话的要求？我举得的例子很简单，假如我是基督徒，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我的福音传给我的对话伙伴。而这个对话伙伴正好是伊斯兰教徒，他也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的福音传给我们。而我们的福音不太对等，这会出问题的。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考虑的是恕道，就是相信、尊重和你进行对话的伙伴，他要什么，不是我认为你要什么，而是我在想象、我理解你要什么，这个应该是个起点。 这样说来，“仁爱”的这个“仁”字有两横，一般讲起来“从人二”。就是“仁”的价值的出现一定要有两个人，也就是人际关系。我现在对这个暂时不做评论， 因为这个在文字学、在声韵学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从许慎《说文解字》就这样说，没有人来辩驳。但是“仁”也有不同的写法，大家如果研究中国文字的话就 知道。“仁爱”的“仁”字，在郭店出土的文物里，就是公元前大概第三、四世纪孟子还活着的时候的这批文物里，“仁”字写得非常有特点，上面是一个身体的身， 下面是一个心灵的心。这样，我们可以对“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其一，“仁”有主体性。“我欲仁，斯仁至矣”，是自得的，我得到了，我不是从外面学来的。行 “仁”，还是不行“仁”，我有选择。但是又必须是在关系网络中间来表现。其二，相对于他者的存在。你的主体之中必须有他者的存在，没有他者的存在，你就变成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者的存在并不表示你的主体性就丧失了，你还是有主体性的。其三，对话的先决条件。对话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要能够忍耐。你如果对一个人不“仁”，意思是你根本不能忍受他。“仁”有忍的这方面，就是英文里面说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但容忍还不够，还要发展出一种承认。承认，就是接受对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的，对方的存在不是你的存在，是人家的存在。这中间有一大部分你永远没办法了解，没有权利了解，也没有义务了解，但是你必须接受他是一个人。能够这样接受的话，才能够尊重对话的对象。在这个基础上面你们才可以互相地参照，才可以互相地学习。所以，“仁”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的了解和了解他者这中间是同步进行的，一定要有他者的存在。在宗教对话的过程中间，一般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在教义上面无论如何无法归约、无法认同。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佛教徒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可以互相交流。但是他们俩的教义没有办法互换。不接受“轮回”，不接受“空”，不接受“涅?”，不接受“苦集灭道”，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佛教徒。如果对“三位一体”、对“童贞女”、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以大爱来拯救世人这些信念有所动摇，那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在现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的基础上，不可能一种宗教能够把另一种宗教完全消化或者融合。所以，融合主义，把所有的宗教融合成一体那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宗教，它还有分化的可能，各种不同的分化现象都出现。所以现在世界上各个大的宗教传统都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人”的问题。我可以选择做一个基督徒，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徒，或者我可以选择基督教的这个道来做人，我可以选择佛教的成佛之道来做人，或者伊斯兰教之道来做人，但是，我们能不能选择我做不做人？是不是在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学做人的道理？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把学做人的问题包含在内？或者你是一个佛教徒，是不是应该包含在内？从基督教和佛教的立场上讲，确实应该完全包含在内。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文明才出现和碰到的。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所碰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说，现在世界上最多的人是不一定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或者他有一些精神的诉求，他不一定是一个宗教徒。世界上有百分之三十的基督徒，但是世界上可能更多的就是不信任何宗教的或者是不信仰任何有组织性的宗教的。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有很多是在轴心时代精神文明没有接触到的问题。这中间最重要的大问题，就是生态环保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仁”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大的宗教多多少少对现在的世界、对地球是有一种鄙视的观念：地球就是凡俗。从佛教讲，地球就是红尘。以前基督教讲就是凯撒的世界，不是上帝的世界，是凯撒的世界！伊斯兰教里面就更清楚。但是现在有没有哪一个宗教或者哪一个传统说，地球的价值没有比上帝、比天、比道、比任何其他的价值更高。 现在有一个大的发展，就是地球是神圣的，连天主教的最近的教宗所提出的观念都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地球的神圣是我们都应该接受的。在宗教对话的 框架中间，作为人是不是要比作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教徒还更根本？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地球神圣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们和地球的关系不可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和地“重新签约”了，或者和地球保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个问题的出现，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人的自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再以科学理性的方式来宰制自然，纯粹去改变自然，我们必须要对自然有一种尊重感。当然，这个讨论似乎完全离开我的研究范围了，但是我觉得很有趣。这讨论有两派学者，都是有名的科学家。一派说，大爆炸以后发展经过十三亿光年的时间，太阳系出现，地球出现，然后生命的出现，动物的出现，人的出现。而在这个大的发展过程中间人类只是一秒的万分之一、亿分之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就是 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我们处的这个世界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弄了半天才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而再过一段时间也就消失掉了，因此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正是因为那么困难、那么艰巨、那么长的时间，慢慢才出现人这样一种生物。所以这个价值太高了。就自然本身、地球的本身，就所有跟人有关系的，我们都应该有一种尊重感。 大家也知道儒家的立场，非常清楚，我刚刚讲要有一种飞跃。就是在宋明的时候，顺着孟子的四端，慢慢发展出一种对人的新的理解。地处关中的张载是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之一，他就有这种思想。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充塞天地的就是我的身体，导引这个天地的就是我的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伙伴。这也就是宋哲程颢提出来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叫“一体之仁”。这个在宋明儒学里面变成一个主调。“仁”的，有仁德的这种人，他的同情、他的感受、他的心量，张载讲“大心”，他的心量一定要是包容。不仅要包容人的世界，要包容动物、要包容植物、包容天地万物。他有这样一种非常宽宏的视野。从这个视野看，不管科学能不能证明，我们的信念，就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值是内在的价值，人的存在就是价值。自然是神圣的，它是有价值的，不能够随便去摧毁它。中国的传统，天地君亲师，都是我们尊重的对象。我们是处在整个宇宙大化中的创造物，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所自来有完全正比的关系。正因为我们得来不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出现太不容易，所以我们的责任就不仅是一个家庭、国家、社会，必须是天地万物。所以像王艮就讲过很有趣的一段话：假如我们是化生，就是经过演化来的，那天地为父母，天地就是我们的父母；假如是形生，我们经过形体慢慢地发展，那父母为天地，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有一种亲和感，内在的一种亲和感。这个“仁”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非常强。 四、“仁”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 “仁”受到了地域、时代、人物等各种不同的限制，所以它确实多多少少是属于中国的，属于曲阜的，属于儒家文化的。在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仁”虽然有地方性，虽然有时代的限制，但孔子在那个时候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不是为了他的几个学生，也不只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了“仁”和对“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这样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也许可以把“仁”这个观念摆在一个中心，与天地自我的己和群，把它摆成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台湾的钱穆（钱宾四）先生，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很大的题目，但写了一千多字。他就简简单单地说，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天道和人心的合一”。后来，季羡林看到以后非常感动，就把他的文章放在自己的文章里面，然后再加上一些标注，认为这是人和自然能够和谐的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而这个思想确实可以对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个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对生态环保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那么大的敏感度。但是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我们发现自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和儒家传统里面的“天”还是有一段距离。天不是一般所谓的自然，孔子和天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关系，是不是神秘主义，我暂时不讲，我相信不是神秘主义。他有的时候说，只有天知道他，颜回死的时候，他非常痛心，等于他的道没有人继承，所以讲“天丧予，天丧予”，像颜回这样的人都不在了。 “天”在儒家传统和在西方的上帝传统最大的不同在于，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一个创造万物的实体；而在儒家的观念里面，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大概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有人的出现。所以人和天中间就有一个默契。荀子讲“天生人成”，但荀子与我现在的想法不是完全相契的。“人”的责任从演化论或者从创造论来说，不仅是超越了我们自己，也就是人，而且也超越了我们的地球。这讲起来当然很玄。但是比较深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性是来自“天”，《中庸》有这种观念，这也是孟子的思想。来自“天”，就表示可以通过自己的自觉追求人性，发扬人性的努力来了解天。孟子讲的非常具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能够彻底地、充分地完成、展现我们的心量，我们心的能量，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人是什么，就是“人性”的“性”。能够知道人性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天。天我们可以知道，但在理智认知的范围之外永远还有价值，所以人性是天赋予的，但不能通过我们的人性彻底了解天。所以我们对天应该有敬畏感。但是我们又可以了解，不是说，所有天要做的事情、所有上帝要做的事情都是人没有办法预测的。不仅有预测，而且有责任感。我们的责任感使得我们必须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 “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确实已经成为宇宙和本体论的一个基础，它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理念。我们平常总是把它当作一个道德，当成儒家所讲的泛道德主义，认为它对政治、对其它的领域的开展的都不够。但我认为，几乎没有人所接触到的领域可以和“仁”不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在世界上，和其它的宗 教、和其它的文化对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多元，我们需要和平共存，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生命共同体，我们要有我们的命运共同体。这个不是中国的特殊道理，不是我们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特殊道理，而是人类未来如果要能够和平共存就必须要接受的一种共法，大家都必须接受。这个共法有四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是个人的主体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康德所谓的把人当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个价值在“仁”的关怀中间绝对是充分的体现，就是人的尊严。所以孟子讲“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儒家的精神，假如是牺牲掉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得到天下以后你可以行王道，这个不能做。因为在最核心的价值上面已经违背了人性。所以这个自我它的主体性怎么能够建立，而它的主体性和他者必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讲“仁”一定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不只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河流，河流必须要求和其它的河流所碰撞。 第二，是社群。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社群。现在大家熟悉的是以前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社群。我们以前想象的社群，了不起是家国天下。现在能想象 的社群，那是千奇百怪。只要通过我们的手机，我们就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社群。这个碎片化，小至三五，大至数千万，都同时存在，而同时在交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到处都在交流的过程中间，是不是一种最低的同情感必须存在？否则掌握了了不起的武器，要造成的杀伤力就不能想象。如果是一个有组织而且有现代科学作为依据的暴力集团所造成的危害就更不能想象，这种情况现在也有出现。到底人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了？还有假如人工智能够取代每一个人，能够取代我们各种不同的角色或者所有不同的器官，那么我们人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什么？前面谈到孔子对颜回的那种尊重，那个价值是不是因为这个就减杀了？我想，不可能。人的自觉问题，人的自我选择的问题，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所造成的真实（ｒｅａｌｉｔｙ），造成的事实，也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人和其他的人，以及各种不同的社群。 第三，是地球，或者自然。就是要把地球当作神圣的。中国一直讲“天地人”，地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而是我们应该守护的自然。所以不是说只要个 人和社群就够了，还要有人和自然的维度。 除了这三个以外，最后还有人心和天道。也就是钱穆他们所讲的中华民族在最早发展的轴心时代的一套精神性。所以，我用了一个名词来解说这个图表，就是精神人文主义（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它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不是消费主义，不是物质主义，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不是科学主义，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经济主义。我们现在发现，文化和价值不是简单地随着经济底层的结构所自然改变的，更深刻的层次是人，是人的思想、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的价值如何建立，对人的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会起一定作用，这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中华民族在成千上万年中通过无数先圣先哲逐渐积累和展现出来的一种思路。这个思路有它的缺陷，也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但是它也还有内在的生命力，还能够发展，和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还能够接轨。 精神人文主义主张每一个人建立自己的人格；主张人和各种类型的社群健康互动；主张人与自然重新达到持久的和谐；最难也是最核心的，主张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最后，我引用《中庸》的一句话，“唯天下至诚”，也就是最像“人”的“人”，“为能尽其性”，能够充分地体现自己的人格，“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个思路面对现在宗教对话、宗教矛盾和宗教冲突，面对人和自然所出现的问题和我们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困境，特别是贫富不均，能不能做出一种回应？如何做回应？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