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翻译在传播佛教文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多尚
引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结构都产生巨大变化，终于使人们的行为规范、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知识的传递主要依赖语言这一交际工具，于是翻译就成为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
藏文翻译，是藏民族学习异域文化的依托，沟通信息的桥梁，承载文化的舟楫。它为传播佛教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本文就藏文翻译在传播佛教文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为叙述方便，本文仅以吐蕃时期的藏文翻译为例)，望读者赐教。
主要译师及翻译方法
在藏族历史上，由于“七觉士”的出家和桑耶寺的建立，藏族社会的僧人队伍和庙宇不断壮大起来，培养了“知识分子”，训练了译经队伍。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仅吐蕃时期，先后参加佛经文献翻译的门徒逾千人，达者有百位。比如，前弘期的领军人物有：吞米桑布扎、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尚帕桑、玛哈热咱、摩诃衍、哈热纳波、毗卢遮那、阿难陀、伽罗、丹玛泽芒、聂古玛诺、玛仁钦乔、昆鲁益旺布、噶瓦白泽、觉若鲁益坚赞、尚耶喜德、聂·鸠摩罗等。后弘期的杰出代表是：仁钦桑布、嘉宗珠僧格、次成加瓦、志和角西热、努贤巴华桑、桑盖普华西热、巴才次成、仁青扎、扎巴坚参、兰达玛洛哲、角达伟窝色、吉江伍盖、觉囊更噶宁布、玛尔巴、桂匈努贝、额勒贝喜饶、额洛丹喜饶、达仓喜饶仁钦、热多杰扎、更登群培等。这些译界名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翻译了不胜枚举的佛教文献，为吐蕃王朝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藏族传统文化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方法是完成任务的桥和船。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积累、翻译实践和训练，藏语文也得到了发展，规定了经典翻译的方法，赞普下令厘定文字，规定了佛经翻译和审定的三大原则，即：(1)符合声明学(语言学)；(2)符合佛教经义；(3)使吐蕃人容易理解。这三条原则是对从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时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要求译文通顺流畅、“信”“达”兼顾、通俗易懂。同时又规定了音译、意译、直译、改译等四种翻译方法。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译界出现的混乱状况，还特意规定了四点注意事项，即：(1)翻译佛、菩萨、声闻部等的名词时，根据其职位和功德，采用不同的敬辞来翻译；(2)对已厘定成规的译语不得随意更改；(3)各译场制定的新译语，必须符合声明学原理，同时还须报送堪布和大译师，经堪布和大译师审定后，最后报呈赞普颁行，不得自行其是；(4)密宗经咒，未经赞普降旨同意，不准自作主张，随意翻译。除了上述原则和方法外，还对语序、多义词、同义词、数词等的具体翻译方法，也作了明确规定。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译师们遵照上述翻译原则，灵活运用意译、音译、直译、改译等翻译方法。宜意译则意译，宜音译则音译，宜直译则直译，宜改译则改译。四种方法灵活运用，相得益彰，各展其长。其具体翻译过程在桑耶寺的壁画中有形象的描述：译者盘腿相向而坐，第一人高声朗诵经文，第二人口头译成藏文，第三人(位高权重的高僧)负责审定译文。然后，由一位年轻僧人将译文用竹笔写在长条纸上。年轻僧人写毕交给“中校订者”对此进行一次校对，主要是对文字的校勘核对。最后由“大校订者”对照原文，从字音、词义、语法、格式、结构等方面作最终的校订。至此，才算完成了一本经书的翻译过程。凡未经过上述诸道工序的经书，一律不准在社会上流传和传播。这些严谨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再辅以译师们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译风译德，使翻译水准大为提高，所译经典译笔严谨，辞旨文雅，质量上乘，成果丰硕。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大唐文化传人吐蕃的同时，吐蕃文化也传到了内地。汉地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吐蕃及其他西域之地。绘画方面也吸收吐蕃等西域之地色彩、渲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涌现出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等一批兼收并蓄的绘画大师。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汉藏对照词语》、《汉藏对照词汇》等的学习，促进了唐蕃双方文献、表疏及经典的翻译和交流。
吐蕃人“赭涂面为好”，即藏文之“赤面”。是吐蕃人的一种防寒护肤方法。传到大唐便流行为一种化妆术，谓之“元和妆”。自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吐蕃还为汉地输送药品，交流医学。吐蕃大医学家老玉托云丹贡布曾亲自到四川地区行医，为汉族患者治病，把藏族医学传播到了汉地。
到了13世纪80年代，在元朝政府的主持下，吐蕃佛教文化方面的学者会同汉、畏兀儿等民族的学者，以萨迦寺收藏的藏文经典为主，用以与汉文佛经对勘。他们相互切磋、反复辩难，终于历时三年完成了这件规模宏大的典籍对勘盛举，在藏、汉文化交流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至于明、清以后的藏、汉交流就更频繁了。只不过，在文化交流中都各有吸收，各有扬弃，其优秀部分，则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
文成公主人藏时，带去的治疗404种疾病的药物、108种民间验方和《医学大典》等被翻译成藏文后，藏、汉医学互为参照，彼此补充，对当时吐蕃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日后祖国医学事业的丰富、繁荣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佛教绘画艺术的传人同中国传统画法的结合与创新，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佛教壁画是佛教绘画中最为璀璨的一朵奇葩，到了唐代，壁画的发展可谓空前绝后，盛极一时，仅敦煌莫高窟保存的历代佛教壁画就达四万五千多米。规模之大、数量之众，绘画之精美，真是举世无双。总之，译师们通过佛书的翻译，把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
需要指出的是，大师们翻译的这些佛教文献并非篇篇珠玑，更非说佛教文化全身是宝，它所有的东西都好。事实上，佛教文化也有它理论上不完善的地方，也有一些守旧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封建糟粕。对此，我们要善于分析，正确对待。
结语
佛教文献翻译，为祖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元素，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和词汇。仅翻译经典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便有上万条之多。这些词汇和成语，虽未必一一流行，但后世学人所获知的确实不少，显然成了祖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丰富了我国语言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