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程秀
儒 家 文 化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最 为 重 要 的 组 成 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家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与儒家文化相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科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色和重要法宝。“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2（] P1）如何更好将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是新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课题。 一、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1.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是基于生存样态而形成的一套群体心理、行为的公共意义系统。它以潜在的方式塑造着群体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模式和价值模式。文化与其它具体物质形态的资源的使用即损耗不同。文化作为公共资源“不能独占而不得不分享”，而越是被分享，其越是能支配他人的心灵。“一种语言或价值观越被公共开采和使用，储量就越变越大，利用价值就越来越大，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它就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心灵和行为。”[3（] P346）为此，在国际交往中民族国家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并提升国际文化软实力就显得相当重要。 从文化安全的角度，儒家文化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下，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过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跨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过程，也是各民族国家利用文化塑造、扩张自己的话语体系、权力体系的过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自本自根的文化，从汉代以来一直到近代长期处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对国人价值观念的塑造和人伦社会秩序的安排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基础。 从国际而言，儒家文化是提升国家国际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比较，文化软实力更容易发挥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儒 家文化作为国际层面软实力的文化，具有入世性、可阐释性和国际认同力。在入世性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释、道三者中只有儒家理论汲汲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世俗社会构建；在可阐释性方面，儒家文化的非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内在超越路径中的个体价值确证、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观念、天下体系构想等，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处理全球问题中的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国际认同方面，儒家文化在早期即东传韩国、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成为这些国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则中学西传欧洲，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认知度和认同力。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将受教育者从“自然人”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政治人”、“文化人”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同时肩负着文化目标与政治目标”[4]（P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实践活动，使实践主体和 实践客体的实践过程既是文化资源的传播过程，也是文化育人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依据。”[5]儒家文化的理论体系 本身是作为“文化人”和“政治人”的合一，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明德”，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亲民”，合文化与政治 的内外合一达到“至善”之地。而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诗教”、“乐教”的“文教”恰恰是强调文化育人的“文以载道”的过程。 3.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有利于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而且是一个经世致用的制度化实践体系。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主要依赖于政治、社会和教育的支撑。在政治上，儒家文化被意识形态化，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成为圭臬，儒家的典籍被奉为经典；在社会上，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制度体系，成为宗族社会个体成长和社会人伦不可逾越的准绳；在教育上，儒家文化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占据着教育的主导地位。在近代中西交通的背景下，儒家文化赖于经世致用的制度化体系已不复存在。从政治而言，前现代王权政治被现代民族政治所取代；就社会而言，原有的宗族社会形态让位于单子化的个人；就教育而言，传统教育方式也被学校教育所取代。正如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中所言，“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6（] P56）。面对儒家文化这一理论形态的“游魂”，通过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就显得相当必要。
1. 儒家文化形态上的辩证性原则。在儒家文化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构建过程中，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儒家文化到底是什么形态的文化？对于儒家文化形态认知的不同取向，会导致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同。从现实而言，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认知 主 要 存 在 两 种 形 态 ：一 种 将 儒 家 文 化 形 而 上 学化。这一认知形态，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存在者打量，视儒家文化为一套从先秦孔子、孟子一直延伸至近现代的已经完备的、静止的、形而上的价值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认为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只需要从儒家文化传统直接寻找答案。另一种则是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辩证发展的文化。辩证发展形态的儒家文化观认为，儒家文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其内容和形式是在具体历史阶段中产生，需要结合当代实践不断扬弃、充实和变化发展，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解决也不能简单诉诸于复古的方式解决。将儒家文化资源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观念上要辩证对待儒家文化的理论，充分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历史阶段性，认识到儒家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可能与当代社会扞格不入；在实践上，要运用辩证性原则，对儒家文化资源进行适当选取，注意避免类似倡导汉服、读经等违背时代特征的简单、形式化的方法。 2. 建构角度中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原则。正如上文所言，儒家文化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际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和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并不是能仅仅站在民族国家的单元结构上去思考，即以“思考世界”的方式去否定和排斥另外一个民族国家；而应当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世界为基本单元结构，“从世界去思考”，“去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10（] P4）。“从世界去思考”的世界体系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运用儒家文化资源过程中，首先应在价值观上摒弃中西的二元对立思维，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和涵括世界思想资源的能力；其 次，应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改变儒家文化民族内部的自言自语状态，站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角度将儒家文化的基本观念塑造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性的话语体系，并利用相关资源对当今世界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11（] P2） 3. 建构过程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原则。儒家文化资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中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儒家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儒家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两者之间有着各自的对象、目标功能和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引导力。这就要求对于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应当以适应主流意识形态为旨归。一方面，通过优秀的儒家文化资源涵构、支撑主流意识形态。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2]（P170）“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3（] P163）。另一方面，对儒家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相关理论需要结合现实进一步引导和修正。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 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2]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9. [4] 沈壮海.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J].思想理论 教育，2008，（3）. [5] 李元旭，平章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J]. 理论与改革，2016，（3）. [6]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7] 李志学.从儒家文化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J].中原 文化研究，2013，（4）. [8] 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6. [9] 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M].武汉：湖北人民 出版社，2003. [10][1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2][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