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注重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现实维度，而且注重及时对实践活动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结、提升和凝练，重视从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关方面和具体领域进行丰富和发展，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实践概念。 这主要得益于毛泽东能把握住实践活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既能对错误实践进行认识论的批判和反思，又能对正确实践进行认识论的总结和提炼，不固守教条理论，坚持实践概念的优先性，坚信实践能突破固定理论观点的界限重新建构理论观点，善于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中以正确的实践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
一、《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毛泽东实践概念雏形形成 写于１９３０ 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站在实践立场上对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进行认识论批判的集中体现。 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思想的错误就在于不能把握具体实践，不能带来实践成功的效果，只有立足实践将马克思主义方法用来分析客观现实，才能真正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精髓。 为此，他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认为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地建构起实践概念，才能真正地抵制教条主义错误。 由此，实践概念成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核心范畴，成了毛泽东极力想用以概括自己正确思想、抵制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 １．经过前期革命实践的积累，毛泽东认识到教条主义错误是一种主观主义，只有把握客观现实进行实践，才能走上辩证唯物论路线。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调查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础，不进行调查就不能把握客观现实，就不能对现实指手画脚，对现实问题发表言论，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这显然是毛泽东对实践问题认识发生深刻转变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实践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已经不能再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来把握了，而应该看到认识要从实践出发，实践活动能够产生认识。 他说，共产党的正确持久的斗争策略就是从群众斗争过程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１］１１５。 显然，实践活动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党的斗争策略即人的主观认识的真正来源，不把握这一点往往会产生唯心主义估量客观现实的错误。 将调查看作是衡量唯物和唯心的标准，这说明毛泽东对哲学派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践才能构建起理论的意义，理论离开实践不仅 自身的存在受到质疑，而且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绊脚石，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对理论进行自识和反思，没有看到理论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界限，没有看到理论之外的整体系统环境，更没有看到实践在理论之外的存在，主观地将教条理论奉为形而上学的万能公式，这样一种认识论必然不能把握客观事物运动的辩证法。 ２．调查研究本身就属于实践概念范畴，是主体意图掌握客观现实的一种对象性活动，是实现主观和客观有机统一的一座桥梁。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毛泽东不仅对实践活动的客观维度有了深刻理解，而且对实践活动的主观维度也有了深入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他看来必须置于实践中而不是局限于理论中，局限于理论中的教条主义认识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调查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真正发挥，才能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不经调查就对现实妄加评论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扭曲，离开实践随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必然陷入主观主义错误。 但实际调查不是单纯地走走看看，单纯地走走看看跟随意瞎说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都不能真正地了解和把握现实，必须深入现实到群众中去，客观地、全面的、细致地考察问题，由表及里地掌握问题的客观全面真实情况才能真正地进行实践。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将调查研究提升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就表示毛泽东实践概念雏形的真正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真正萌芽。在他的理解中，调查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类似于感官等认识世界的手段了，在更大程度上它已经具有实践的潜在意义和功能了。 他说：“调查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明确革命实践的斗争策略。”［１］１１３ －１１４这说明，调查研究不是单纯地停留在事物表面上的事情，不是完全直接的感性活动，不是针对个人日常生活过程的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一定理论诉求的概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工具即阶级概念，从本质上讲就是调查研究要服务于当时社会实践的目标。 看不到这一点往往会将调查研究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做文章，陷入表面性、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不是花拳绣腿，而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 他指出：“将问题的现状和历史调查明白了，解决问题就有办法了。”［１］１１０由此，毛泽东强调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争取群众，战胜敌人，既要“使党员掌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又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１］９２。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科学地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难题，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键性环节。 这是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发展。 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意识到不坚持无产阶级的实践立场，坚持单纯军事等抽象不切实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则往往会使思想（理论）脱离实践，影响实践的进程和效果。 针对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毛泽东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纠正措施，但都没有从哲学认识论上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整体的解释和说明。 《反对本本主义》无疑弥补了这一不足，它立足实践的立场即调查研究的立场对教条主义错误即不切实际的错误进行哲学认识论剖析，统一回答了之前非无产阶级思想错误的根源在于不能坚持调查研究的实践立场，这显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３．对实践概念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使毛泽东意识到理论正确性的衡量标准即真理标准离不开实践，实践是检验和衡量理论的重要尺度。 在批判本本主义 时毛泽东对真理即什么是对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说明，提出了几种错误真理标准并进行了批判：（１）“人为标准”。 毛泽东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不是因为马克思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它能在我们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对的。”［１］１１１这就是说，毛泽东对将马克思主义正确性建立在马克思这个人身上的标准进行了批判，实际上是将人为因素排除在理论正确性之外，凸显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衡量功能。 （２） “唯书标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落后，许多一般中国人都有“以书为对”的心理，“讨论问题都要强调拿本本来”。 毛泽东对此严肃批评道：“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学习，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１］１１１ －１１２可见，毛泽东并没有取消书本知识的学习，而是对唯书本不唯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学习。 （３）“制度权威标准”。 毛泽东又说：“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是因为出于‘上级领导机关’就正确，而是因为它的内容适合斗争的需要。”［１］１１１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实践衡量上级领导即制度权威的标准，说明了毛泽东不唯上只唯实的认识态度，在他看来，“唯‘上级’观念的形式主义是不对的，不能一味盲目地执行，要考虑具体实际情况”［１］１１１。 针对上述种种错误认识，毛泽东最后提出了调查研究的纠正办法，强调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在他看来，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落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认识路线，才能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开展有效性的实践活动。 二、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６ 年，中国现代哲学史发生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 这场论战为毛泽东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了宽阔的视野、丰富的参考鉴别视角和勇于创新的勇气。 １．唯物辩证法论战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同时，为毛泽东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系统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提供了重要思想 条件。 唯物辩证法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 １９３０ 年前后展开的一场理论较量，论战中心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唯物辩证法，论战双方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 前者认为唯物辩证法不属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没有客观性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不存在本质区别，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并不是真理追求使然，而是为了用历史决定论宣传共产主义。更有甚者认为，唯物辩证法在哲学与科学等关系问题上不应该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而应该与唯心主义观念论统一起来，保持哲学与科学的对立，以科学取代哲学，宣扬“哲学消灭论”，取消实践与理论的区别，坚持“理论就是实践，实践就是理论”的观点和“理论—实践—理论”的认识路线，主张外因的作用高于内因，鼓吹“外铄论”，认为外力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功的。
率先开展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是艾思奇、邓拓等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和观点所作的阐发和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人们厘清了理论混乱，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运用。 这无疑也为毛泽东深入理解和消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提供了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同中国哲学战线上反对各 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斗争紧密相关”［２］２３４。具体来讲，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唯物辩证法论战打开了毛泽东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系统学习和研究的视野，为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供了选题。 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开始形成自己哲学的背景下发生的。 毛泽东从与党内主观主义斗争走向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研究，离不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发展，也离不开上述唯物辩证法论战提供的思想理论讨论氛围和先在视野，或许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产生兴趣。和研究的重要原因。 唯物辩证法论战不是一场简单 的舌尖上的吵架，而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较量，它的影响范围并不狭窄，是引发毛泽东选择和强调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原因。 第 二，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对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为毛泽东深入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以中国革命实践的逻辑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毛泽东很早就有的能力，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研究无疑为毛泽东这种能力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榜样，使毛泽东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２．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著作和文献的阅读，为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提供了重要条件。 《讲授提纲》是毛泽东阅读苏联三本哲学著 作后的集萃、编纂和改写，是毛泽东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集中体现。实际上，在陕北阅读苏联哲学著作，是毛泽东集中地、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需要，是毛泽东之前哲学思想进一步提高的自觉理论要求，同时，“这也是回击‘狭隘经验论’污蔑，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抗日战争磨制理论武器的需要”［４］，还是对之前毛泽东政治著作的一种哲学提升。 割裂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 施拉姆就错误地认为：“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毛泽东的著作只是偶尔接触到哲学问题”［３］５７，“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年冬”毛泽东才“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显然混淆了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看不到毛泽东很早就能在实践中运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因此，理解《讲授提纲》不能离开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来看，毛泽东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还可能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没有《讲授提纲》前期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消化和吸收，毛泽东是很难创作出“两论”的。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在早期革命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贯穿活的辩证法唯物论，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在陕北抗大讲授哲学课，在毛泽东眼里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实践环境，否则就有可能偏离抗大办学理念，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党员干部。 这就导致毛泽东在编写《讲授提纲》时不可能不顾忌实践经验的运用和总结，否则就有可能将唯物辩证法原理讲不透，让广大学员无法理解。 即使《讲授提纲》大都是精炼简洁的书面语言，主要内容是对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的编纂和改写，也无法完全排除毛泽东在讲课过程中对《讲授提纲》中国式的精彩发挥。 这就是说，毛泽东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的理解显然不满足于苏联三本哲学著作规定的僵死内容，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是毛泽东编写《讲授提纲》背后隐藏的深层逻辑，也是毛泽东创作“两论”的强大动力。 这是“两论”作为《讲授提纲》其中两节的重要原因。第二，《讲授提纲》的内容包含着毛泽东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色彩。 西方学者施拉姆认为，《讲授提纲》除“两论”外都是对苏联哲学著作的简单抄袭。 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毛泽东是有选择地结合中国实际来编写《讲授提纲》的，除“两论”外的主要部分还是有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地方的。 例如，在论及社会实践中人类意志能动性时，毛泽东说：“唯心论历史学家，唯心论政治家，唯心论军事家，唯心论革命家，蒋介石，都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５］能将唯心论延伸到各个领域和人物的社会实践主观能动性上，这说明毛泽东不是完全停留在著作本身、而是结合中国实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自然离不开以实践经验和实践认识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过程。 三、《实践论》———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哲学表达就《实践论》而言，它的核心概念显然是实践概念，以实践概念解释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是其主要思想。 西方学者对其解读则往往将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创造性贡献，引向毛泽东只强调实践概念不强调唯物主义的偏执解读，将其解读为实践一元论哲学体系。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专心于实践概念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强调对实践的改造来创造规律、不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出“低级实践”和“高级石林实践”的划分和发展、区分正确实践和不正确实践、解决不正确实践向正确实践转化的难题［６］。 麦克莱伦同样认为：“《实践论》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一种自然科学方法的结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基础。 这与毛反对书本知识，只想从理论上说明自己政策的愿望相一致。 延 安政权就是以它实践中的成功证明了它本身的正确，尽管它不符合正统的共产主义标准。”［７］相比上述二位学者的研究而言，美国学者弗朗西斯· 苏似乎看得更远，他认为，《实践论》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综合实践理论，需要放入更大的平台进行研究，不能将实践概念抽离出来单独地看，而应该将实践概念放入从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从客观到主观再到客观、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这四个方面的辩证法关系背景中来理解和规定，这样得出的实践概念才具有社会性、发展性和社会实践性，才是毛泽东哲学的出发点。 本文认为，《实践论》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坚持和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统一观为基础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宗旨体现在具体哲学理论上是其主要贡献，它的科学性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的坚持，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挥，是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真正哲学表达。 它的丰富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透视。 １．毛泽东实践概念是实践与认识相互关系中的概念，应该从实践与认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来把握。 毛泽东实践概念需要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 的关系中来理解和规定，毛泽东认为，实践中“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往往都是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结果，不是认识跟不上现实发展（右倾机 会主义者），就是认识超前于现实发展（“左”倾冒险主义者），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坚持“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历史概念，这意味着只有结合具体历史环境才能真正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坚持从现实出发 是理解实践与认识关系的第一原则，否则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先验规定上，使实践误入歧途。 教条主义者包括以前很多哲学家，因为漠视现实的地位和作用，看 不到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认为认识高于实践，因为实践都是由认识指导的，所以坚持既定的认识就可以得到成功的实践。 这种将实践与认识的二元论化约为认识一元论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必然要走向主观主义，忽视或不尊重客观现实的存在。 只有恢复实践对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才能真正地使认识对现实有发言权和解释权。 这是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却没有全面、系统阐明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实践代表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教条主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在教条理论上，因此他们的认识并不能真正地推动实践发展，理解不了实践对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符合客观事实。 实际上，先有人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实践，后才有客观反映于主观的认识。 客观不会主动地作用或反映于人的主观，只有实践后才能形成认识，这就是现实唯物客观辩证法。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实践地位的恢复和强调并没有取消认识的地位，在他看来，不是实践得来的间接经验也能形成认识成果，他说：“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１］２８８这充分地说明，毛泽东坚持实践和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不是要取消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要根据历史现实综合辩证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２．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和理解。 在毛泽东看来，实践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 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来看，实践区别与其他活动的地方在于它的现实性、能动性和社会性，根据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将实践形式概括为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 在这三种形式中，物质生产是马克思提出的，是基础，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物的形式；阶级斗争是关键，表述的是上层建筑范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人的形式；而科学实验介于二者之间。 能概括出这三种形式，那说明毛泽东对实践的认识是丰富的、具体的，对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也是清晰的，这也奠定了毛泽东后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强调不同实践形式的思想。
３．在论述实践是认识基础的同时，毛泽东完整地描绘出了人类整个认识运动的图景。 在毛泽东看来，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表现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应该经历“两个飞跃”，即先从社会实践出发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理性认识再回到革命实践。 他指出认识发展的总过程是：“实践与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其中，将认识作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显然是毛 泽东结合革命实践经验对认识问题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考，区分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感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一个环节的客观存在，和它作为认识过程起点的重 要意义。 至于感性认识为什么要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显然是毛泽东对感性经验的一种反思，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实践经验的有效性是有边界的，不对它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就不能提炼出真正本质性东西来，就会犯狭隘经验主义错误。 而理性认识为什么最终又回到革命实践呢？ 这显然是因为理性认识无法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唯物主义反映论，如果他坚持的不是唯物主义反映论，那么他的认识发展路线就不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而是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西方学者拿来质疑，那就是毛泽东对认识总 过程的概括被认为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毛泽东主观建构了实践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实践之间的区别，从实践得出认识没有问题，从认识到再实践在逻辑上并 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西方学者的质疑从表面看没什么问题，实际上这是没有仔细阅读《实践论》的结果，毛泽东说认识总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并不是说“实践—认识—实践—认识”，“认识”与“再实践”之间不是必然的联系，“再实践”与“再认识”之间才存在着必然联系。 实践和认识是一种相互联系的发展，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就不会完结。
参考文献： ［１］ 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 庄福龄，杨瑞森，余品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Ｍ］．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Ｍ］．田松年，杨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 许全兴．全面评价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 Ｊ］．毛 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２（１１）． ［５］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内部发行） ［Ｍ］．天津：天津人民出 版社，１９５８：５． ［６］ 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 研究［ 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１２６． ［７］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Ｍ］．李智，译．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２００８：２２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