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两种路向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①主要是指儒家教育逐渐被纳入具有政治色彩的理论设计之中，并以高度自洽的理论逻辑构造出儒家教育的政治指向与实践功能，最终将儒家教育提升为一种具有观念霸权地位的理论神话。之所以用“意识形态神话”一词，主要是为了凸显出儒家教育在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市场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其自觉或不自觉地遮掩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交往关系。[1]深入来看，这种“意识形态神话”强调的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支配科学”，即将一种观念提升到逻辑意义上的绝对自洽或所谓的“政治正确”，以保证这种观念能够获得外部政治权力的青睐而上升为具体的统治意志。[2]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形态神话”蕴涵着鲜明的强制倾向与权力逻辑，其将某种观念对象放置于一种绝对的逻辑设计之中，并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假设出发，从而推断出其他一切观念的合理性，其既是一个理论设计过程，也是一个政治筹划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神话”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强烈追求观念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试图垄断自
己在观念市场中的霸权，其强调的不是经验性质的观察，而是创造出一致同意的真理。[3]就具体表现来看，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作为一种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教育实践或政治实践要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建立起了一种相互调适性的意义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具有观念霸权的儒家教育被合法地用来规范、改造、指导、转化和提升社会教育或政治现实，但也可以被用以适应、满足现实的需求而为当前的教育或政治状况进行合法性的辩护。[4]儒家教育一方面被纳入到某种政治色彩的理论设计，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成为一种观念市场中的意识形态神话。具体而言，当前的儒家教育正分别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两大理论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体现为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与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
（一）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
儒家社会主义主要是强调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儒家文化经过某种创造性转化之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系统的组成部分。这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大同社会、和谐观念、仁人志士、平等意识，对于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顺利进入中国并被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政治联姻。对此，有学者指出，儒家社会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软实力的真正体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讲，儒家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应然目标。[5]而如果要建立起儒家社会主义的共识，就需要一种倡导儒家社会主义精神的国民教育。通过这种国民教育，既将人培养成传统儒家文化渲染下的儒生，又要将人塑造成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劳动者。①在这种国民教育中，文化性质的儒生人格与政治性质的社会主义人格被有效地衔接起来，并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规划服务。然而，这样一种衔接在效果上是有着神话性质的，其似乎天然预定了儒生人格与社会主义人格之间可以实现自然过渡，想当然地认为儒生人格与社会主义人格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品行障碍与现实冲突，而是凭借自洽的抽象逻辑将两者人为地拼接起来，并赋予其一种政治色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儒家社会主义的理论设计中，作为国民教育形态的儒家教育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其有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底色，并致力于开展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心教化与匡正。总的来看，虽然当前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还主要是停留于观念、价值和伦理的文化层面，尚未进入到可以被正式实践
的制度层面，但这一理论神话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儒家教育、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
儒家自由主义主要是认为儒家和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之间保持着一种家族相似性，儒家文化可以和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实现共融。[6]儒家自由主义学说的迅速成型主要得益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宪制架构与文明转型的诉求，其从春秋公羊学、普通法宪政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不同的路径都对儒家自由主义如何可能进行了理论探讨。[7]就教育主张而言，儒家自由主义强调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公民教育，认为儒家教育的根本在于既将人培养成儒家君子，又将人塑造成现代公民。这种“君子公民”既引入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的强调，又保留了儒家忠恕孝顺、尊老爱幼和注重集体利益的价值倾向。[8]而这种“君子公民”的主张一方面体现在“儒家宪政国家”的整体政治设计中，另一方面体现为“儒家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构想。而无论是“儒家宪政国家”，还是“儒家公民社会”，儒家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儒家教育都是力图以儒家的礼乐文化来构造出一个有限的自由平等与合理的等级身份并存的社会。[9]基于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一方面要消灭那种西方意义上的原子个人，另一方面也要让每个人在具体的礼乐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位置。而且，涵泳于礼乐仁义的公民教育也进一步对社会上的等级身份进行意义化，使得君子公民既获得了礼乐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也逐渐淡忘既有社会制度中的身份差别。在这种公民教育中，儒家人格性质的翩翩君子与自由主义性质的权利公民被有效地衔接了 起来，其凭借自洽的抽象逻辑从一个更高的视野下调和了君子与公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严峻冲突。“君子公民”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公民教育建构的既定目标，亦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出发来重新转化西方的公民教育学说。[10]应该说，这样一种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构想是具有想象力的，但也同时具有一种理论设计的神话色彩，其人为抹平了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在制度理念、政治设计、人格观念等方面的冲突，而执着地认为能够在一种思想实验的意义上对两者实现彻底的融合。①总的来看，儒家教育的儒家自由主义神话注重挖掘儒家教育传统中适应西方自由主义的成分，但也只是停留于提供一套价值规范的层面，其基本理念尚未成为正式教育制度安排的思想基础。
二、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双重后果
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都充分赋予了儒家教育在各自意识形态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前者的理论设计中，儒家教育主要是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现代儒生；而在后者的理论构想中，儒家教育主要是为儒家宪政国家和儒家公民社会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君子公民。很显然，两者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旨趣与现实指向，并都将儒家教育纳入到各自政治意识形态的整体设计之中，都致力于赋予儒家教育特定的社会功能与相对稳定的政治依附性，都期待儒家教育能够成为塑造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观念意识形态。然而，问题在于，当儒家教育这一观念逐渐成为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神话时，其对于儒家教育自身的实践而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潜在效应呢？其对于儒家教育的学术研究而言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现实后果呢？其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实践结果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社会实践后果：潜在内隐的儒家教育革命与社会革命
首先，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都为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形成提供了彼此不同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可能，都为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传播谋取了相应的“政治正确”与现代阐释。然而，无论是选择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方案，还是选择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方案，其中都隐藏着一种潜在的激进主义革命因子①，而这种不容易被人觉察到的革命因子将渗透到中国当前教育改革的血脉之中，并为将来可能发生或目前正在发生的社会革命提供一种幽暗的支持
与对照。这种激进主义的革命因子来自哪里？深入来看，这种革命因子来源于儒家文化自身带有的革命精神，即儒家文化在受到西方现代化刺激之后所爆发出来的改变社会、摧毁传统的革命潜力。[11]在这一点上，儒家教育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考察当下中国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源流，一定程度上要考虑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释义学背景。②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传统的某种精神资源作为支撑，具有强大革命能量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就很难被认清，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质地就是儒家革命精神。[12]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持久的革命运动中的政策和决策思想的综合，毛泽东思想总体上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想，但也继承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集体化、一元化和理智化的思维方式。[13]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与儒家文化之间保持了一定的精神同构性：人人平等和人民民主的集体化理念、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和革命救世主义的一元化理想，保守华夏政制和民族主义的理智化意识。而这样一种精神同构性正在被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所吸纳，无论是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儒生，还是为儒家宪政国家和儒家公民社会培养出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君子，其都能够起到强化政治权力合法性资源的动员作用，并使得一个高度认同的信念共同体再次植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信仰深处，而这归根究底是对当代中国人的一次灵魂改造。[14]
其次，在形形色色的教育改造和社会运动中，原本作为第一次轴心文明时代伟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可能会遭到彻底的清算和批判，这些批判的革命力量虽来自于儒家内部，但批判的资源却取决于西方的各种思潮，而无论选取何种思潮作为结合点，其共同前提在于承认儒家教育本身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舶来品，其自身是中国教育的内部条件与文化前提。换句话说，儒家教育无论选择何种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旨趣，其都不能完全剥离掉儒家教育自身的既成地位与先天优势。而这种所谓的先天优势也将进一步推动儒家教育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合的亲和性和融洽性，会进一步与既成的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发生着细密的精神联系与磨合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的代价很大，但也只有经历这个过程之后的儒家教育才能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问题或自由主义性质的教育问题更有发言权，也更具说服力。回顾近代中国的历程可以发现，儒家教育与任何一次社会革命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教育革命运动中，保守者看到了儒家文化的教育意义，试图通过“国教化”对儒家进行重新的制度化，而激进者要彻底根除儒家教育存在的文化土壤，主张“打倒孔家店”。[15]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儒家教育完全成为了全社会批判的对象。其结果是，本来是儒学发源地和主要载体的中国大陆，反而最缺乏儒学色彩的地方。[1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旧传统的儒家教育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其内在的革命因子已经转化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而传统儒家教育所提倡的对政治领袖权威和仪式的认可也成为了中国新权威主义政权的社群基础。[17]总而言之，任何试图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运动，都无法完全忽视儒家教育这一传统力量的存在，都必须以各自的方式迎合抑或改造儒家教育。
最后，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形成还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有着隐匿的联结。以汉族族群中心意识为主干的中国民族主义在遭受近现代的种种屈辱与挫折以后，时而产生盲目仇外与自我狂妄的华夏情结。这种华夏情结时刻结伴随着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其既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18]就儒家教育的创造性转化而言，无论选择与社会主义教育实现共通，还是选择与自由主义教育发生联姻，其背后都是将儒家教育作为隐性意识形态替代物的推行工具，以进一步迁就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本位的华夏情结。这就潜在地使儒家教育隐藏着一种义和团式的极端主义趋向，进而以一种偏激自残的方式完成对中国本土教育环境的彻底改造，为再次出现更大范围的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激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儒学逐渐成为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儒学可能再次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官方学说，而这就为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观念支持。[19]尤其在儒家社会主义国民教育神话的建构中，实现儒家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而且“从儒家来拯救民族主义”亦是一条重要的出路。[20]这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面对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
时，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就显得相当关键。长期处于“冲击—反应”的模式下，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以惊人的速度越出它的话语界限，而努力向儒家文化认祖归宗。也正是通过儒家教育，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才能够在新身份的建构中找到了文化的根源性。[21]然而，这种儒家民族主义并没有多少耐心，反而有着各种急于求成的躁动感，这使得社会革命的恶之花随时可能伴随着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上升而开放得无比灿烂。
（二）学科实践后果：固定形态的理论言说方式与儒家情结
首先，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激情，为当前的儒家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规约性质的研究范式，与之相对应，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与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也就成为了儒家教育研究的两条基本路径。在这两条研究路径中，儒家教育研究者似乎正在陷入固定形态的言说方式。具体来看，儒家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寻找儒家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元素，例如把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论”视为儒家社会主义的高端纲领，而把“小康社会论”看作儒家社会主义的低端纲领；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将这种朴素的平等理想注入儒家教育之中，主张儒家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就是强调民主平等，以实现天下为公和社会公正作为终极价值。[22]与之相反，儒家自由主义阵营的研究者则注重挖掘儒家文化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因素，认为能够在儒教中国建立起旨在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继而建构出政治信念与社会实践，以实现儒教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现实政治的自由宪政
主义之间的政治联姻。[23]就儒家教育而言，儒家自由主义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培养出具有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和自由意识的“君子公民”。而这种“君子公民”的培养上保留着强烈的儒家色彩。比如说，用性善论而不是性恶论作为君子公民的人性基础；用和谐而不是竞争作为社会交往的伦理规则；用道德化的权利意识取代原子化的权利意识等。[24]总的来看，这两种理论言说方式基本上支配和宰制了当前儒家教育研究的政治规范性信念，并最终简化为不同的主义论述与话语模式。
其次，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国民教育神话中培养的政治儒生，还是儒家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神话中培养的君子公民，都投射出儒家教育研究者所抱持的政治态度与强烈的儒家情结。在这两种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被视为一种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教育问题的药方，被预设为一种可以与当下教育改革发生实质性联系的正统学说，被提升为一种能够彰显本民族特色的教育范式。从中虽可以看出这些研究者基于文化本位主义的良苦用心，但也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隐忧。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者的儒家情结容易将研究者的学术研究与真实的经验世界隔离开来，这使得研究者构造的理论往往只是停留于美好的乌托邦想象，而一旦应用于实践，就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灾难。这些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诩的儒家文化圣徒看似占据着研究的道德制高点，但其实他们不过是受心魔驱使、渴望赢得浮躁的公众认可的普罗大众罢了。[25]而且这些人喜欢在抽象的层面上考虑教育问题，致力于编造完美的理论，但他们自身对现实教育世界的体验却极其匮乏。与之相关联，抱持儒家情结的教育研究者也往往受制于理性与情感的张力：在理性层面，研究者认识到儒家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教育甚至是已经死亡了的文化遗物；在情感层面，又对儒家教育表现出依依不舍的念旧情绪，不愿正视儒家教育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冲突。于是，基于这种复杂情愫，寻求儒家教育的再阐释与构造出具有政治吸引力的儒家教育方案成为了这批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心态的刺激下，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和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这两种固定形态的言说方式成为了儒家教育研究的政治信念，并各自成为塑造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本体与来源。
最后，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抑或是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都进一步助长了儒家教育研究者“在想象中解决问题”的空谈风气和自说自话的启蒙情结，甚至一度患上了所谓的“集体道德败坏症”。这集中体现在这些研究者几乎已经丧失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而一味意淫于虚幻的理论设计和抽象的政治建构。正如曼海姆所言，这类研究者“并没有承受实践者的风险，他们喜欢用自己职业和自己独特的社会接触中的图像来想象世界。当他们以长远的观念或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考虑问题——在此他们不管后果——时，并没有受到限制。这些切中要害的思想很容易变成为思想而思想，并且成为在孤独中陶醉的源泉。因此，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思想活动不时就会唤起一些高尚伟大的幻觉。”[26]而且这些长期生活在符号系统中，受到其精确、严密、和谐、完美熏陶的研究者，自然希望现实世界的一切领域都像符号的、观念的世界一样美好、合理。[27]而这就会带来一种言谈的“职业病”，即对非和谐与不完美事物的敏感与不满。正因为这样，这类研究者往往是理想与灾难的双重化身。之所以说有“理想”，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编造出一套动听的理论来激发民众的兴趣；之所以说是“灾难”，是因为抽象的理论与复杂的现实往往并不一致，甚至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恶果。因此，仔细审查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和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就会发现其背后充斥着一种追逐帝王师的心理和浮躁的知识分子情绪，甚至表现出一种粗俗鄙陋、自我激励的“自大”，而且这种“自大”一
旦转化为个人的言说方式时，又会显得急于求成和高度敏感，多少带有一些激情过度的神经质。总的来看，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儒家教育研究者的浮躁心态和政治激情，而意识形态神话亦是这种浮躁心态和政治激情的自致性结果。
三、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破解之道
每一个被探讨过的意识形态都可能潜在地成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评述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观念的内部去拆开和检查充斥在其间的意识形态激情，并集中精力揭示其内部的复杂性。可以看到，基于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儒家教育观念致力于寻求与外部政治权力的联姻，并逐渐攫取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正确和价值正当。面对此种现象，无反思性的研究者会认为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对于儒家教育的发展而言是大有好处的，故而合理的做法是进一步推动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而不是遏制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化。然而问题在于 , 当儒家教育逐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观念被消费的时候，当儒家教育只有借助某种政治性的东西才得以推行的时候，真正的儒家教育还能够继续存活吗？换句话讲，虽然进入到正式政治话语的儒家教育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场域都可以获得一种观念市场的霸权地位，但这种观念霸权不也正是儒家教育逐渐被官方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表征吗？而且一旦儒家教育被纳入到既定的政治轨道，其自身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就丧失了，其原本自然而然的历史延续性也逐渐被人为性的政治力量所干涉。于是，由政府推动的
读经热、国学热、重建中华文化诵读学校、祭孔仪式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地方公祭乃至“国祭”等现代意味的儒家教育现象开始出现，片面追求适应国家政治、服务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成为了儒家教育的现代命运，文化形态的儒家教育也被一种政治形态的儒家教育所代替。深入来看，这种儒家教育的现代命运虽在表面上带有乐观主义的色彩，但归根结底而言，其对于儒家教育的真实发展而言却可能是致命的。因此，破解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就成为了一个紧迫的思想任务。
（一）回归日常生活：“去政治化”的破解
在一定意义上讲，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方案与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方案都是儒家教育“政治化”的体现。这里的“政治化”，主要是指儒家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带有一定政治信念的理论设计之中，并肯定了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以换取政治权力机器的支持。[28]进一步讲，这种“政治化”的过程既是传统儒家教育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传统儒学再次正统化的续接，亦是传统儒家教育再次进入到核心政治话语的过程。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儒家教育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政治形态，其长期作为儒教中国赖以建构的精神基础，强化了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从近代以来，这种政治形态的儒家教育逐渐丧失了既定的正统地位，并陷入了一种政治层面的游魂状态。因此，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建构中再次实现儒家教育的“借尸还魂”就成为了一批儒家教育研究者的精神愿望与理论诉求。这种“借尸还魂”主要是一种“去政治化”之后的“政治化”，表现为儒家教育再次转化为一种精神性政治的力量，再次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建构提供精神服务，再次成为塑造民众心灵和制造社会共识的工具，再次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武器。①然而，从根本上讲，真实形态或者自然形态的儒家教育其实是存在于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也只有那些自然而然生长在民间社会之中的儒家教育观念才可能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日常教育行为，其作为中国人深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既有属于外在规范的“礼”，又有内在的道德心理情感原则的“仁”。[29]而如果这种生活形态的儒家教育逐渐被视为现代政治的精神武器，政治因素逐渐成为了儒家教育发展的主要决定性力量之时，儒家教育也将成为被政治所捕获的傀儡
意象，成为一种话语上“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而这对于生活形态的儒家教育而言可能是一场灾难。因此，儒家教育研究的“去政治化”是儒家教育再生的必要程序，这要求我们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儒家教育的存在形态，使得“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最终恢复儒家教育原初的生活面目，这是当前破解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关键所在。[30]
（二）回归教育现实：“去理想化”的破解
开展儒家教育研究的“去政治化”，主要是为了恢复儒家教育纯正的文化形态。这是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儒家教育，其实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宗教伦理在庶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经过世俗化、社会化所积淀而成的儒家教化，其支配、制约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世俗行为。[31]而与之相关联，就需要让当前的儒家教育研究进一步地“去理想化”，以回归质朴的教育现实。原因在于当前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总体上充斥着两种理想化的道德激情：一是
把儒家教育放置在维持当代中国人祖先记忆和精神基因的文化理想主义；二是认为儒家教育可以成为塑造当代中国人精神结构和心灵状态的宗教理想主义。就文化理想主义而言，儒家教育被提炼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符号，并建构出一套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心性血脉的教育模式，主要包括内王外圣的人格塑造、纲常伦理的道德体系、涵养慎独的个体修养等。其中，在个人人格的培育上，儒家教育是一种内省的自得之学，是一种“为己之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自我主体性的觉醒”。[32]而这种主体性的觉醒不仅是个体层面的，亦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觉醒。因此，像《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教育的文本就往往被看成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典籍，由此也就确定了儒家教育的思维框架和致思方向。就宗教理想主义而言，儒家教育被视为塑造国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精神手段，认为只有将儒家教育提升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宗教形态，才能够发挥出儒家教育的国民性塑造与统摄性地位。而且在这里，儒家教育不仅是一种外在超越形态的宗教手段，更是引导人安身立命的内在超越之道。这是因为支撑儒家教育的儒家文化虽然是彻底现世性的，但从不缺少对于“超越”的信仰与祈向，内圣外王这一“超越性人格”始终是儒家教育追求的目标。[33]而当儒家教育成为一种类宗教的形式或方法时，儒家教育才能够真正成为国民性教育的主体，才可能沿着“立宗教”而“立国民”的路径来打造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或儒家宪政国家。然而，无论是文化理想主义还是宗教理想主义，其更多流露的是儒家教育研究者的道德自诩和精神自恋，其仍旧停留在用理想化的方案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用一种面向现实性的态度去理解当下中国人的日常形态与真实处境。总体上看，这两种“理想化”的儒家教育研究缺乏向现实教育生活层面转化的路径，更是缺乏对日常教育生活秩序的干预与解释。因此，去除各种理想化的文化自恋与宗教期许，回归现实教育生活的实践根基，是当前破解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现实方向。
（三）回归研究理性：“去激情化”的破解
在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形成过程中，充斥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激情，即研究者试图用一种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意识形态改造来实现与社会政治权力的连续，并实现研究者个人的政治目的或利益需求。无论是在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还是在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都可以看到研究者在这些方案背后的价值期待与意识形态激情。统筹来看，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体现出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性，这使得儒家教育披上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外衣；而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则体现出研究者对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性，这使得儒家教育和公民教育实现了政治联姻。可见，这些研究者潜在地赋予了儒家教育相应的意识形态倾向，隐匿地发明了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解释体系，而这些意识形态和解释体系都包含着彼此不同的政治信念，并暗示着有待完成的教育改革及社会革命，故而充斥着一种令人恐惧或充满希望的大动荡。[34]事实上，在中国，热衷于意识形态激情的研究者往往缺乏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公民所提供的有组织的支持，或者缺乏由舆论工具提供的有组织的支持。因此，他们在履行“先知”职能的过程中必然屡屡受阻。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这些研究者经常不得不单枪匹马地面对大权在握的政治统治者，他们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为烈士，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政治空想家。[35]而就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而言，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路径虽然一定程度上疏解了传统儒家教育研究的困结，并浸透着研究主体的现实期待和理论热情，但是归根结底来看，这两种建构路径的背后依旧充斥着泛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缺乏深度的方法形式主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教育在朝向意识形态亲和性的过程中往往被现实的政治权力所捕获和利用，甚至被一些潜在的政治势力所驯服，以致于最终可能会成为强加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绝对教条。深入来看，这与研究者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激情是离不开的，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激情试图通过对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改造而将儒家教育推向政治权力的漩涡，其间弥漫着各种主观感动性与政治性的情绪躁动。而研究者如果不能把抑制个人的意识形态激情作为自己的职责，反而全力以赴地煽动这种激情，这本身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对于本职工作的背叛。[36]因此，抑制儒家教育研究的意识形态激情，回归理性的知识分析和清明的现实感受性，是破解当前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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