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就利用佛道为自己神圣化。从朱元璋的出生，就和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皇朝本纪》云：母太后陈氏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太后视渐长，黄冠日：‘好物食之。’太后应而吞之，觉，谓仁祖El，口尚有香，明旦帝生。”朱元璋利用神话，为其“布衣”出身美化身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善于利用的方法。他们往往通过这些神话，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合法性证明，成为上天的神授和旨意。另外，朱元璋在早期战争中，多与道士来往。起兵之后，在征战过程中，亦经常得到道士的帮助和指点。“《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周颠传》说：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日颠……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日：‘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将征(陈)友谅，问日：‘此行可乎’对日：‘可’。日：‘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天，正容日：‘天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日：‘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1368—1398年)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可以看出，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有道士为其出谋划策。还有如朱元璋身边的军师，被明武宗称赞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H’的刘伯温，就是道士出身，并与道教中的高道交游甚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中确有一些高道存在，这为道教在政治方面发挥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之所以在治国等政治方面有此作用，这和道教的理论体系有深厚的关联。道教最重要的理论经典之一的《道德经》有着丰富的治国理论思想。此外，道教还吸收了黄老道家的治国之术，使之成为道教理论体系之一。所以，道教从一开始，就有理国、理身的两大理想。因此，在社会朝代更替之时，统治者很容易利用道教为其服务。同时，道教也通过这些政治活动，与统治者结合的更加紧密，为增强自身的发展和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1．僧道禁例 对道士的日常生活进行管理，并在礼仪服饰等方面进行规定。明代初期，禁止道士饮酒食肉，规定道士不得有妻妾。“僧道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 者罪之，愿还俗者听。”【l叫同时，还对道士违背祖风、不遵师派者，亦治相当之罪。“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令者，皆治重罪。”此外，还对道士的服饰颜色等方面进行规定。据《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僧道服》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定僧道朝服。凡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衣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谰，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裥。道士，青道服，木简。” 2．立道官制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开始正式设立佛道管理机构。置道录司、僧录司，以掌天下道僧二教。而“道僧录司掌天下道僧，在外府、一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道录司设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职，分左右设置，一职一人，即：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在地方，府设道纪司，置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人流。州设道正司，置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置道会一人。全未人流。”¨4’除了在政府的各级管辖之内设置道官，另外还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龙虎山等道教教派内部设置道官。如在龙虎山设正一真人一名，正二品；法官、赞教、掌书各二名，以佐其事。在三茅山、阁皂山各设灵官一名，正八品。在武当山设提点一名。道录司是明朝廷总管天下道教的机构，其设官不置署，诸司全设在道观内。道录司的职责是：“凡天下府州县宫观、道士名数，从道录司核实，而书于册，申报礼部；各宫观住持有缺，从道官举有戒行、通经典者，送道录司考中，申礼部奏闻方许；道士申请度牒，亦从本司官申送如前考试，礼部类奏出给；负责检束天下道士，使之恪守戒律清规，违者从本司理之；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纠从明代初年设置的道教管理机构来看，其道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道教的管理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设置道官制，提高了道教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允许其在教派内部设置相应的官制，则给予了道教在中央统一管理的条件下积极的自治权利，从而使道教更有利地得到发展。 3、清理道观 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太祖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又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重申归并寺观。“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171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引为了控制过分发展的道教宫观，明代又严禁私建寺观，即没有通过政府的正式批准而私自建立的宫观。这是因为当时民间私建宫观现象极为普遍。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丙戌，“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立”。¨"太祖严禁私建宫观，试图使宫观的数量维持在“旧额”之内。朱元璋一方面将寺观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则通过“择有戒行者领其事”、“僧道毋与民相混”来加强对官观的管理。通过这些限制，一方面有利于朝廷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道教的发展规模。 四、朱元璋的道教礼遇政策 朱元璋虽然对道教进行了管制、限制和整顿，其目的并不是要压制道教的发展，而是为了让其更好地为大明王朝的统治服务。所以，在管制和整顿之外，他还对道教给予了积极的优宠和礼遇政策。 1．尊宠道士 朱元璋与道教中的道士关系十分紧密，早在他作吴王时的龙凤六年(1360年)，就出《招聘榜文》召张正常入朝。朱元璋先赞扬了道教的辅助治国功能，即 “默赞国家之治”和“王崇道德之风”，又对张正常进行了赞美。张正常死后，朱元璋又命其子张宇初继承其教，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对张宇初也是十分尊崇。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作《授大真人诰》和《特召入朝敕》，命张宇初统领道教。观明太祖一代，正一道的两位真人都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礼遇和恩宠。朱元璋对他们加授封号，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又赐宴及金币，以及命令祭祀祭山岳，并加封其父母，甚是恩宠。朱元璋除尊崇正一派的真人之外，还对正一派的有道之士进行恩宠。如邓仲修、傅若霖、张友霖、黄裳吉、宋宗真等人，都受到了太祖的重用。
2．广设斋醮 为了统一道教的斋醮仪式，朱元璋特敕命道士宋宗真等编成《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颁行天下道观，以统一斋醮仪式，在斋仪唱颂中突出忠孝的说教。 还特御制序文，在序中分道教为正一、全真二派，独重正一，谓其“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啪’明太祖之所以独尊正一道，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由于正一、全真两派功能不同。全真派主要注重个人的心性修养，要在成仙，不太注重斋醮法术，对社会整体的教化功能不如正一道明显。而正一道主要以斋醮祭祀为业，为死人送葬做道场，官民之家皆不能离，有宣扬忠孝的作用，能够维护和稳定社会的发展。所以，明初统治者不仅对正一道较为优宠，还设立城隍像，供民众瞻拜。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道教向民间化、特别是向民间道教的发展打下了伏笔。为了扩大道教的影响，朱元璋多次征召道士，举办大型的斋醮祈雨活动。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他曾亲自出宫步行，至山川坛祈雨三日，“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中，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 五、朱元璋的道教政策背后之因由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元代宗教问题、明初国家政治生活等方面都对朱元璋制定道教政策产生了影响。此外，朱元璋个人对道教的认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1．元代宗教问题的历史借鉴 蒙古族人主中原，承绪唐宋以来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缓和矛盾，安定社会。由于元朝建国与道教有着极大的渊源，元朝统治者很是尊崇道教。因此，道教在元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例如道众较多，良莠不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很多教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元朝的瓦解。朱元璋亲身经历了道教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明太祖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其在提倡、保护佛、道二教的同时，又对其弊端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由于蒙古统治者狂热崇佛以及滥售度牒，导致僧道队伍的膨胀和素质低劣。教团内多有无正业，……寺观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庞大的僧道队伍不仅是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而且一遇时变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2．明初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 “借助神权来维护皇权，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一大发明。”㈤’它既是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为帝国的建立寻找合法性的表现，也是“神道设教”思想的体现。由于像汉高祖刘邦一样同样出身“布衣”，朱元璋效仿刘邦，给自己的身份增添神圣性，以便合法地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历朝的统治者都要宣传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就要神化自己，道教在推算占b方面的传统于是成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工具。”Ⅲ’此外，国家祭祀也是需要道教的一个重要因素。明初朱元璋举行祭祀等法会，以求国泰平安。但是祭祀所需的音乐和舞蹈等仪式方面，当时的儒者已不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而道教在这方面，刚好迎合了朱元璋的需求。特别是正一道，更是擅长这些斋醮科仅。所以，“人们说服明太祖，道士们具有与神相沟通的方法，于是，他就把大祀伴随的音乐和舞蹈全都委托给了道士们。” 3．朱元璋对道教正面功能的认识 尽管朱元璋认为治国之根本最终要靠儒家思想，但他也看到了道教在神化王朝方面的作用。“他(指朱元璋)觉得治理国家，还是得靠儒教。儒教讲忠孝伦理，对他当皇帝有利。但朱元璋对道教，……认为它能‘益人伦，厚风俗’，也就是能够起到神化明王朝的作用。”[26]明初的开国诸将之中，很多都是道士出身。他们在建立明王朝的帝业过程中，大多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明初的开国功勋刘基，就曾经是道士。这些道士功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朱元璋对道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使朱元璋认识到，只要积极正确的引导道教，道教就会暗助王纲，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统治者有利。当然，朱元璋尊宠道教，并不是真正地 信仰道教，而是看到了道教稳定政治的功能。这也是道教自创立以来为历代统治者尊宠的重要原因。 4．朱元璋崇信道教方术思想 虽然正统史书记载朱元璋斥责异端方术等思想，但经过杨启樵先生考证认为，实质上朱元璋也很崇信方术。他在其《明代诸帝之崇尚方术及其影响》一文中言：“太祖之好方术，亦与其家世、环境有关：其王父信堪舆术，有葬身龙脉之说。”昨¨其实，朱元璋在早年征战中就已经对道教的方术相当重视了。如在南 昌，朱元璋通过道士张中(铁冠)的方术推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张中的预测很准确，如预知指挥康泰反叛、天马两重、忠勤楼之灾等，而最有名的是关于朱、陈决战的预测。……朱元璋是很信任张中的预测的。”Ⅲ3建国之后，朱元璋更是相信道教的方术思想，并将之运用到治国方略上。如道教中关于天文术数的思 想在治国方面的运用，朱元璋甚有兴趣。因此，道教所具有的方术思想也是朱元璋礼遇道教的因由之一。 六、朱元璋道教政策的影响 朱元璋在明初实施的道教政策，对其大明王朝的统治以及对道教自身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虽然明初，朱元璋对道教进行了改革与管制，积极引导道教为其大明王朝服务。但另一方面，朱元璋也笃信方术，尊宠道士。所以，一些道士投其所好，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政治。当然，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他治国的主要意识形态还是儒家思想。“朱元璋起事前小农思想严重，后来不断与陶安、宋濂等儒生打交道，目读孔孟之书，耳闻‘内圣外王’之道，儒家思想逐渐主宰其人生观、世界观。他建国后也扶植道佛两家，但主要用作治国工具，在三教合流思潮中，儒家思想对他影响最深，其治国理念……带有鲜明的儒家特征。”汹’这个时候，道教参与政治的势力相对很小，与儒学相比较，还是屈居儒学之下，只是作为儒学治国的补充而已。“道士为‘杂流’只能在道录司等其它道教管理机构担任职务，最大的道录员也就是正六品，州、县的道官则未人流。”唧’所以，在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这里，虽然很恩宠道教，也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皇权身份增添神圣性，但总的来说，他对“道教神学却基本上抱着一种明智的态度，他所重视的是灾谴论中所蕴含的道德劝诫意义。”¨¨但他尊宠道士的思想风气，对以后统治者尊宠道教提供了思想渊源。所以，朱元璋之后很多皇帝都很尊宠道教。“也许道教更有利于朱明的统治，因此，进而赢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明成祖追荐太祖，亲驾斋坛，诏示：朕惟道教崇清虚之本，极功化之妙，上以阴翊皇度，下以福披民庶；明宣宗承袭故事，其势不减永乐；明英宗为维护道教正统，赐诏张元吉，……明世宗更为鸱张，不啻亲事斋醮，还官以张谚颗、邵元节、陶仲文高爵厚禄。”∞引可见，自明初国祚奠定神道以后，扶持、推崇道教便成了明中后期统治者的不易之策。因而，道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引起了具有儒家思想的土大夫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会给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对国家的统治会造成威胁。但当时的皇帝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认为通过对道教的管制和礼遇相加的政策，可以加强自己在全国维持秩序的能力。而实质上，到明中后期时，这种控制失衡了，导致了很多道士作乱朝纲。正是由于当时皇帝们的宠信，也导致很多不学无术的道士趁此机会，借着皇帝的宠幸平步青云，官至尚书，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而这些不学无术的道士参政之后，导致朝廷之中，拉帮结派，影响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统治者内部的腐化，对明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对明代经济的影响 朱元璋整理道教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打击道教，而是为了整顿明初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其奠定的崇道政策是很明确的，为后世崇道之风打下了基础。 在朱元璋之后，他的儿子永乐皇帝遵循太祖遗风，大力扶持道教，对道教宫观进行大规模地重修与新建。道教官观众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与民争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此外，道教在仪式等方面也更加奢华。这使得国家对道教的开资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经济也有影响。 3．对明代社会风气的影响 由于崇道之风兴盛，很多民间宗教与组织都打着道教的旗号，迅速发展。特别是明中后期，民间组织发展众多，对社会风气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明王朝正统的思想文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皇室崇道的推动，部分明代上层的士大夫亦对道教的炼养之术甚感兴趣。当这种对于炼养之术的热衷由上层传递到下层的时候，整个社会崇信方术，蔚然成风。“随着明代朝政的日趋腐败，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修炼方术的信奉者，而且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了民间。”[3"当然，我们对崇道之风也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虽然产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但另一方面也有积极的作用。国家对道教积善修德等劝善书进行刊布流传，在社会上形成了较为流行的劝善思潮，对教化百姓、净化社会风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对道教自身发展的影响 朱元璋在建国后，利用民间信仰改造道教，对道教世俗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载，太祖封功臣，梦阵亡将士求祀，遂许以五人为伍，命江南人家立尺五小庙以祀，巧妙地将类似于北方“狐仙”的江南五通神改造为明王朝的烈士英魂，使他们做鬼也保护着大明江山，开创了明代大量吸纳民间神柢的先河。还有祭拜城隍神、东岳泰山神等。“东岳泰山神的崇拜，这是一种更受人崇尊的古制，……它对于皇位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具体体现了历代帝王的继承权与统治权。”Ⅲ1特别是他独重的正一道更加与世俗民间方术相混杂，加速了道教的世俗化与民间化。明代以后的统治者们大都继承了太祖遗风，使以往在社会民众中影响不大的神灵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掀起了继汉代、宋代之后的第三次造神运动的高潮，一时间百姓的各种崇拜和信仰蔚然成风。这种民间信仰逐渐与道教信仰相结合，使道教信仰日渐溶化在民风民俗中，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成为中国人不自觉的潜意识。虽然明代以后的道教从道教传统上有所衰落，但道教却使民间世俗文化的信仰得到了升华，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注释 (1]释见哗：《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台湾《东方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 [2]转引自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71页。 [3)卿希泰：《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赠谥太师文成诰》，《诚意伯文集》(卷首)，《四部丛刊集部》。 [5】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嫡：《道教史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3页。 [6][15]【30]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皋)》(第3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1、 418、417页。 [7][IO](11](17][18][19]《明实录》(第5册)，第3373、3372、3373、3109、3372、3125页。 [8]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页。 [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108页。 (12][13)《明史>(第6册)，第1656、1817页。 [14】卿希泰、唐大湖：(ut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16](明实录>(第3册)，第1537页。 {20]《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中华道藏>(第“册)，第616页。 [21)《明实录》(第2册)，第1033页。 [22]万朝林：《明朝文化》，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23]晓教、屈小强：《道教十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24][33】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明时期(上)》(第九卷)，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4、1068页。 {253[34][英]崔瑞德、(美]牟复礼嫡：《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6牟，第847、853—854酉。 [263金正耀：《中国的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7页。 {27j陶希圣：<明史论丛——明代宗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207页。 [28】张兆裕：<明初国事与术教>，<明史研究论丛)2004年第六辑。 (293陈昌云：《朱元璋文学思想与诗文风貌——兼论开国帝王文学特征》，《学术界)2012年第5期。 (3I]吕锡琛：《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0页。 [323江西省分宜县方志办缡：《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C35 3鲁迅：《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页
